我喜书,喜买书,更喜读书。平时尤喜读张中行老先生的书。张中行老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他淡泊名利,谆朴无华,八十多岁的高龄了,每周还到单位去上几天班,真是让吾辈人汗颜。初闻张老先生的大名,是拜读了他的《顺生论》、《负暄琐话》等文集。那很有特色的散文随笔,那篱下闲谈式的文集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潇洒雅致,毫无斧凿痕迹,而情趣盎然,间有幽默,令人会心一笑。文格属平淡和冲淡一路,且有着智者的机敏、哲人的宏识。虽系短文闲章，却显现出博大精深的风采，使人不容置疑的想到他是满腹经纶、学贯中西的大手笔。读张中行老先生的文章，犹如与老朋友促膝谈心。

著名学者季羡林对张中行老先生的学识极为推崇,他说:“中行先生学富五车,腹笥丰盈。他负暄闲坐,冷眼静观大千世界的众生相,谈禅论佛,评儒论道,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这个境界对别人来说是颇难达到的。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与张中行老先生的通信是1996年的11月。那时我正在拜读张中行老先生的《负暄续话》，当读到关于“辜鸿铭”的篇章时，知辜鸿铭生于1857年，卒于1930年，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是有名的怪人，著有《春秋大义》、《中国人的精神》等著作，为了更全面了解辜鸿铭的情况，我又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名士风流》中罗家伦的《回忆辜鸿铭先生》这篇文章。文章的后面，辜鸿铭的生卒年却是这样注明的：生于1856年，卒于1924年。生卒年与张先生写的显然不相吻合。带着疑问，我查阅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辜鸿铭生卒年却是生于1857年，卒于1928年，显然又是一种说法。最后我搬出最具权威的大型辞书《辞海》，查到辜鸿铭条，生卒年却又不相同，生于1956年，卒于1928年。四本书四种说法，这样一来，我倒越弄糊涂了。

我这个人读书，对不清楚的问题,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不可。学问，学问，不懂就问。但问谁呢？我又犯难了。问罗家伦先生？罗先生去世近三十年了，问张中行先生，张老先生那么一大把年纪，且名气又大，是誉满天下的散文大家，而我不过是一无名小辈，恐怕难以如愿。这个不能问，那个不敢问，怎么办呢?我冥思苦想，几天茶饭不香。有朋友“怂恿”我说：“你不要担心，越是有学问的人越没有架子，不信，你试一试？”此话又撩起我想给张老写信的初衷。

我铺开稿纸，恭恭敬敬地给张老先生写信了。我谈到读文章时遇到辜鸿铭生卒年这个问题，查阅的几本书的情况，然后在信中夹了10元钱，欲购张先生的《负暄三话》。信发出后，我又很感后悔，我不该为这个小问题去打扰老人，张老先生当时毕竟是88岁的高龄了。没有想到，张老先生收信后，并亲笔给了复信：

“解民先生，拜送大札 ，知不弃拙作，至感愧。辜鸿铭，我1931年入北大，印象一直是晚来一年，未能见到他，又听一北大同学说，1930年暑假后，他还在红楼院内见到辜，可见他是卒於1930年。买拙作三话，我不卖书，又无力到书店代找，故10元奉还。颂 安。

张中行拜                  1996年11月5日”

拜读张老先生的大札 ，我浑身暖烘烘的，心中总像有一股激情在腾翻。回味张老那语重心长的话语，心中在不停地默念：张老，为人，你淡如菊是榜样；为文，你文情似荷是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