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序
徐正柱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根据周恩来在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期间发出“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的号召而开创的一项工作。50年来，政协文史资料在“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级党委、政府和政协历来十分重视这项工作。
　　文史资料工作既是开展统战工作的有效形式，也是一项文化建设事业。不仅可以为研究历史提供丰富的资料，并且可以使我们获得各方面生动具体的历史知识，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襄城区政协历来十分重视文史资料工作。早在1984年，原襄城区政协成立之初，政协机关唯有文史资料委员会安排有专职驻会主任。20年来，历届区政协在对文史委员会人事安排、工作经费上都给予了很大关心和支持。文史委委员也不负众望，取得了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区政协文史委已征集文史稿件近200篇，约百万字。我们所征集的史料推荐到省市政协，多篇被结集出版，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发挥着史料的作用，但是我们自己在此之前没有出版过一本文史资料专辑，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遗憾。
　　三届区政协以来，我们加大了文史出版的工作力度，社会各界对《襄城文史》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文史委的同志们经过近一年的紧张工作，付出了艰辛劳动，《襄城文史》第一辑终于与大家见面了。这些资料的征集和出版，为丰富我区历史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学习资料，起到了现实的借鉴和教育作用。同时，也宣传了襄城区的革命史和建设史，提高了襄城区的知名度。借此机会，我向《襄城文史》第一辑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支持襄城文史工作的领导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文史委的负责同志将《襄城文史》第一辑的样稿送给我时，我怀着喜悦的心情，认真阅读了里面的每一篇文史资料。开卷有益，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史资料反映当地历史人文知识所独具的魅力。譬如，早就听说襄阳北街有个很有名的杨家花园，可杨家花园主人是谁？究竟在杨家花园有着什么样的曲折故事？以前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谜。当我读完了《杨吉六其人》这篇文章，豁然开朗，掩卷深思，我认为通过杨吉六几辈人的发迹、兴盛、衰落和灭亡，不正是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一个再真实不过的历史缩影吗？让襄樊人民引以为自豪的襄阳古城、昭明台、绿影壁等众多的古迹，它们随着历史变迁而遭受到的荣辱兴废，无不牵动着每一位襄樊人民的神经，要想把这些弄清楚，《襄阳城沿革考》、《昭明台的变迁》等文章无疑是最好的教科书。襄阳是一座具有两千八百年的古城，有着自己古老而独特的民情风俗，在《襄阳旧婚俗掠影》里，我见到了很多现在已不再使用的词汇，如“纳采”、“合卺礼”、“顶马”等等，虽然这些旧民俗和词汇以后可能会永远销声匿迹，但不可否认，它们曾长期存在于我们襄阳地区，凡是要研究我们这个地方历史文化的人，都不能回避这些知识。类似这些收录颇多，如果您能认真阅读这本书，相信一定能从中受益。
　　文史资料具有鲜明的特色，它是统一战线各有关人士的回忆资料，具有鲜明的统战性。只有把握住这一特色，才能把政协的文史资料与中共党史及国史资料区别开来；再就是“三亲”特色，即亲历、亲见、亲闻。这些特色贯穿在文史资料的始终，正是由于这个特色，才使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始终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文史资料征编工作必须要得到社会各界人士都来关心、支持和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譬如建国前的史料，经过多年征集，尽管不多了，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的见证人逐步离开了人世，知道年久史资的人越来越少了，征集的困难就越来越多了。但这些却愈发显得弥足珍贵，再不抓紧将留下历史的遗憾。
　　文史工作是一项很繁重、很辛苦的工作，政治性、专业性很强，这就要求从事文史工作的同志不仅要具有吃苦耐劳、甘当无名英雄的品质，还要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史德修养。文史即以“文”染“史”，应具备真实性、可读性和趣味性的原则。如果离开史料的真实性，这种史资就成了无源之水，与读者有害无益。但是，如果缺乏可读性和趣味性，那么就会“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人们不愿去阅读，同样不能发挥文史资料所应有的作用。
　　《襄城文史》第一辑的出版，标志着我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彻底解决了以前存在的“有征集无出版”的问题，这同时也意味着我区文史资料工作新的开端，我们也将对襄城政协文史工作寄予更高的希望和要求，期待着从事襄城政协文史工作的同志们再接再厉，今后出版质量更高的《襄城文史》资料专辑。

2006年9月
（作者系襄樊市襄城区政协主席）
目录
序徐正柱（1）名城古迹
襄阳的城垣、宫殿、官衙、寺院建筑段祖国（3）
李曾伯岘樊铭魏平柱（8）
襄阳的书院魏平柱（11）
漫说襄阳北楼魏平柱（16）
襄阳名称由来初探李有让刘柄（19）
襄阳城沿革考李有让刘柄（23）
昭明台的变迁李有让刘柄（27）
解放前襄阳城的街巷段祖国（29）
私家园林鼻祖习家池杜汉华（34）
真武山徐峰（37）
清凉寺李宗耀（42）地方人物
杨吉六其人刘玉川谭云峰陈涛石口述严永农整理（49）
爱国义丐——张发祥轶事严永农（58）
我所知道的李郎星段祖国（61）
为国扬威青春壮美
——忆杨威烈士胡山欧阳辉袁哲（66）
追寻县委委员杨威的足迹肖成强（80）
掸尽征尘敬英雄沥干心血显史魂
——杨威烈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成始末李正煜（87）
抗日将领——孙震夏灿勋供稿徐运福整理（99）
我所知道的陆铿沈天泽（105）历史回眸
一九四五年日军犯襄记略陈涛石（111）
襄阳县地方团队的覆灭段祖国（116）
周三根大烟馆田国柱（121）
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易蒙真（124）
襄阳城“义务消防队”易蒙真（128）
襄阳防空义勇警察队易蒙真（131）
法币、金元卷倒闭吴慎先（133）
解放前夕的襄阳城区社会服务处段祖国（136）
湖北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及检察处徐运福（138）
国民党新生活运动在襄阳城内的开展情况易蒙真（142）工商史话
襄樊解放前电信事业概况追述陈涛石口述严永农整理（147）
襄樊民众电厂的创办始末武夫（150）
短短五年的新光织布厂胡泽富口述徐运富整理（152）
襄樊市第一家规模型的奶牛厂
——丽波乳业的发展之路潘君（155）
百年曙光郝基全口述宋玉柱王伟举整理（158）
解放前襄阳城的市场情况段祖国（168）文化教育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襄樊教育事业的概况刘文远（177）
襄阳新知书店易蒙真（180）
襄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学生运动的发展易蒙真（182）
鄂北运动场的兴建和首届鄂北运动会的概况段祖国口述熊金平整理（187）
二十二集团军创办的战时民众学校
——随营小学的前身段祖国（192）
襄阳第一所女子学校宋克冬（195）
省立第三乡村师范附属小学段祖国（198）
百年老校——襄樊市昭明小学勾迪忱王保明（201）民俗风情
襄阳城民间游艺易蒙真（207）
襄阳旧婚俗掠影陈涛石口述严永农整理（210）

襄阳的城垣、宫殿、官衙、寺院建筑名城古迹
襄阳的城垣、宫殿、官衙、寺院建筑

段祖国

襄阳城，西南环群山，东北滨汉水，雄踞其间，地势险要，素有荆襄屏障之称。古城始建于汉代，东西宽约为三华里，周长约十点四华里。城墙墙基的高宽度约相等，均为六公尺左右。城墙外部系用大长方形青砖垒砌，顶端为齿形方箭垛。原大北门至长门一段的城基于荆州街的圈门（即：荆州古治）下河码头处，由于汉水流域河道变迁，城外大量泥沙淤积，元末明初，即于淤积的泥沙窝处，从大北门至长门一段重围新堤，沿新堤内复筑新城段（俗称新城湾）。新城为“凹”形，东西南北直径均为三华里，周长为十点三华里。四周修有城门七处，其中一处封闭（即夫人城），其余六门开放。六城门外均筑有月城与主城连接。东南西三门外护城河的二道桥内筑有土墩，南、西门外均筑有二道月城。开放的六个城门洞顶端各修有两层木质砖瓦结构的城楼，为长方形，四周墙柱均为红色，正墙中开有拱门，两侧嵌有圆窗，前后正墙对穿相衬，二层楼顶为道帽飞檐，顶盖灰黑色花纹方砖压脊，四角飞檐下装有风铃。每个城门洞上额中书有各城门的名称，即：东门为阳春门，南门为文昌门，西门为西城门，小北门为临汉门，大北门为拱震门，长门为震华门（城门长近百米故名长门）。南门城楼一九二七年修中山公园时拆用，西门城楼一九四三年抗日战争时修国防工事被拆毁，大北门城楼一九三五年六月被暴风刮倒，长门和东门城楼一九四○年五月被日寇焚毁，现在仅存小北门一座城楼。环城东南西三面修有护城河，城河最宽处有两百米左右（东南角城河），最窄处仅数十米（西南角狮子楼湾处），护城河上修有四米宽的青石桥直通郊区。小北门、大北门、长门三处无桥，但有便道直下码头。一九四三年，为修国防工事，铺垫环城公路，西门至南门段城墙被拆除。抗日战争后，一九四六年春，又进行修复，于是年十月竣工，修复后的南门、西门的城门洞不是砖拱洞，而是木架盖土的城门，南门因当时的第五行政专员程式的乡址为江西临川，更名为临川门，西门以纪念抗日胜利更名为光复门。西门外二道桥内的二道月城于一九四八年被十五绥靖区警卫营拆毁。
襄阳城为历代封建王朝的州、道、府、县官衙所在地。除修筑坚固的城堡外，宫殿、官衙、寺院等建筑遍及城内城外。计有：明清两代皇帝行宫（东街市中心医院西南部）、道台衙门（荆州街原市委所在地）、府台衙门（现襄樊军分区南部和博物馆西侧）、县衙（县街东端、襄樊监狱宿舍区）、司衙（襄樊日报社东南角）、提台衙门（新街襄樊监狱内）、卫司衙门（荆州街市文化局内）、府学宫（又称文昌宫，在现市体委右侧）、县学宫（又称孔庙，第五中学处）、贡院（市委党校）、鼓楼（十字街鼓楼）、谯楼（南街市博物馆）、府城皇庙（襄阳大市场）、县城皇庙（现工商银行襄城支行院内和司法局北部）、铁佛寺（西门外卫校）、八蜡庙（南门外三岔路口东北部）、贡帝庙（东门外桥头东南部）、龙王庙（小北门东侧）、汉圣庵（南街幼儿园）、卉木林（又称娘娘庙，在卉木林巷内，三建公司与昭明小学之间）、荧感庙（南街市司法局院内西南端）、裴山庙（东巷子酒厂围墙内）、马王庙（五中后门处路北）、吕祖阁（东巷子东端与荆州街接口处）、药王庙（东街石壶巷内路东）、罗祖庙（石壶巷路东）、二郎庙（现襄樊监狱内）、农圣祠（南街附小内）、孤贫院（市财校西侧）、钟塔寺（市财校）、静心庵（圈门外绍兴桥东）、广慧庵（襄樊日报社宿舍东端）、自修庵（南门口路西）、禹王庙（襄樊日报社院内）、家佛堂（红花园南巷）、百子庵（又名观音庙，荆州街市科技局北）、普化堂（又称真武庙，现农行南）、清真寺（南街穆斯林餐馆）、玉皇阁（荆州街市公安局旁）、白衣庵（府街龚家巷南端）、紫竹庵（原三槐居巷北端）、观音庵（南街陈侯巷内路北）等，这些是较大的官衙庙宇，至于小土地庙则比比皆是，大街小巷到处可见。
在这些官衙、寺院、宫观中建筑浩繁、工艺精美的计有：
明清两代的皇帝行宫（俗称皇殿）：其建筑面积约为八千多平方公尺，正面南临东街，呈长方形，路南有一空场约一千二百平方公尺，筑有墙门，据说此一空场为皇帝随行官员们停轿拴马的地方。行宫正前方修有一堵影壁墙，墙高为两丈五尺，宽四丈五尺，壁身主画面均用不规则的绿色沙岩块浮雕云龙、海水拼嵌而成。中堵主画面为二巨龙戏珠于云海之间，东西两堵主画面各一出水蛟龙直奔中堵，有夺珠之势。壁顶为石雕筒，大脊庑殿式，斗拱飞檐连墙与围墙内外，一律涂饰为暗红色。东西连墙正中各筑有一拱门，为行宫的大门。门外东西两侧各立有长碑一方（长一丈二尺），上书“文武官员至此下马”字样。入宫门后为一广场，广场正中修有长方形水池，池上架有雕花青石拱桥（为皇帝大臣走桥）。进正门有东西人行道可绕厅房走廊直至正殿侧。广场北，正中为一五间大厅，系随行官员办公和朝拜官员候旨的地方。过大厅是一天井，天井东西两侧修有厢房各十间，为随行官员食宿的地方。过天井，为一栋五间二进大厅，为皇帝临时寝宿的地方，门窗梁柱均系精工泥金描绘。二进大厅后为正殿前的广场，东西各修有一丈五尺宽走廊可直入正殿两侧的门前。正殿前筑有五尺高四丈宽的御坪，周围有青石雕花栏柱环绕。御坪正中有丹墀，为一块数十吨重的整块青石，石上雕有长方形盘龙浮雕图案。丹墀两侧有石阶入殿。正殿呈长方形，为重檐斗拱木质建筑。立柱全系八十公分直径的名贵楠木，梁架也全为朱红油漆雕绘。殿顶为黄釉筒瓦覆盖，四角均为飞檐。正殿内，天花板上装饰有一百个方格形彩绘团龙藻井图案。正殿后墙中间修有一长方形一公尺高台，台上置有雕龙图案，案后有高脚盘龙椅，为皇帝召集文武大臣朝拜议事的地方，平时上供皇帝的牌位。整个宫殿内的大厅房舍门窗设施于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期间为驻军所拆毁，三十年代初，湖北省立第三乡村师范于此开办附属小学后才得到修复。可惜这一金碧辉煌的明清代建筑群，抗日时期被日寇烧炸，成为一片废墟。
古楼（又名昭明台、钟鼓楼）：建于襄阳城内闹市中心。楼分主楼和台基两部分。楼基长八十米，宽三十米，高八米，呈长方“工”字形。四周用青石条及大青砖围砌，正中修有拱洞（俗称古楼洞），洞长三十米，南北洞口上额书写有“唐山南东道楼”。东侧筑有登楼大门及石阶。楼基内全系填砌夯土。由铜鞮巷口西侧进入古楼下的牌坊门，从西面可登楼台。台上，南北为走廊，正中为两层五间飞檐立柱大厅（砖瓦楠木结构），南北有雕花古式门窗，东西两侧为砖墙，檐下横匾上书“古昭明台”四字。据说此厅曾为梁代昭明太子读书的地方。沿厅东西两侧修有平房各七间，正厅走廊前有花坛，植有四季花卉，供人观赏。西侧平房南北两角修有方亭各一，南亭木架上置皮鼓，鼓高为二点五米，鼓心直径为一点七米，北亭木架上吊一铁钟，钟高二点三米，钟口直径为一点四米左右。由大厅西檐下登木梯可达顶楼，顶楼为五间神殿，供有玉皇大帝、观音菩萨等。四周均为雕花门窗，殿外有走廊扶柱，楼顶为绿釉简瓦盖顶，四角飞檐下装有风铃。楼下正厅内为鄂北图书馆，藏有古今图书数万余册，供人阅览。游人登高此楼，可遍观襄阳景色。可惜此楼在抗日战争中被焚毁，解放后曾重修两旁平房，楼基因暴雨而崩塌，已全部拆除推平。
府衙：大门分列两侧，中为影壁，高二丈五尺，宽三丈余，门外东西各立石狮，入门即长形广场，长约一百五十米，中有接官厅。厅西后侧为府景厅（府招待所），系四合大院，有客房、书房、住房六十余间，中修花坛多处。接官厅后通道两旁修有矮墙各一堵，墙内有水井各一口，又名乳泉，水质甘冽可口，周围有古树（据说通道为龙牙，道旁植树为龙爪，矮墙为龙眉，井为龙眼，古树为龙角，接官厅为龙嘴，广场行柳为龙须，接官厅后一小段石铺路为龙鼻，全部府衙是一龙头的造型）。府衙两侧是三班六房们住的地方，院北为公堂，公堂东西两侧为官员办公和住宿的地方。从公堂经过走廊抵官邸（即府台住的地方），有平房二十余间，走廊两侧修有花坛，官邸后面建有大花园。
文昌宫（又名府学宫、孔庙）：占地六千多平方米，呈长方形。大门为八字墙，中有方门，墙面全系黄色雕龙釉砖嵌砌，门上额书有“文昌宫”三字。围墙红色，正对大门的城墙上，修有魁星楼，城墙下有水坑曰砚玉池。入大门在大院正中修有半月形水池，叫泮池，池上架有石拱桥，名曰状元桥。二道围墙内，又一大院，院里东西侧各修有平房十间，院北正中为五间正厅，正厅连有走廊、耳房。最后是广场，广场的两侧修有宽走廊，靠北围墙内，正中为两层飞檐大殿，殿中供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整个建筑为黄色釉瓦盖顶。
再如，西门外铁佛寺的铁佛高丈二有余，重超万斤；卉木林的木雕娘娘像，四肢关节连扣，装有机关，进香人误踏机关，娘娘即可立起；府城皇庙的戏楼内游十殿的彩绘壁画；洪庆宫的泥塑四大天王，栩栩如生，铁钟重万斤，为宋代绍兴年间铸造，铁钟内大可住人；静心庵的神龛系用名贵木材精工雕刻。襄阳的古代建筑远不止这些，一是年久失修倒塌，二是拆作别用，三是一九四○年夏被日寇焚毁，现在仅存的只有文昌宫、县学宫、贡院、谯楼、静心庵、铁佛寺和单家祠堂等少数建筑。李曾伯岘樊铭名城古迹
李曾伯岘樊铭

魏平柱

　　襄阳城西南，真武山东麓，有一块面积约二十平方米的摩崖石刻，被称为“李曾伯摩崖铭”。其序与铭，全文如下：
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调都统高达、幕府王登提兵复襄樊两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铭于岘。其铭曰：壮哉岘，脊南北。翳墉壑，几陵谷。乾能央，剥斯复。千万年，屏吾国。
　　李曾伯字长孺，号可斋。南宋覃怀(今河南陟县西)人，后移居嘉兴(今浙江嘉兴)。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年)生，宋理宗宝祐年间进士。历官湖南安抚使、沿海制置使，淳祐中曾知江陵府，兼湖广总领、京湖屯田使。尝与贾似道“俱为阃帅边境之事，知无不言。似道卒嫉之，使不尽其用。”李曾伯还擅长诗词文章，有集《可斋类稿》传世。
　　“摩崖铭”作于宝祐二年(1254年)正月元日。据《宋史·理宗纪》知，淳祐十一年都统高达、幕府王登提兵收复了被元蒙占领的襄樊二城，宋理宗颁诏奖励立功将士三万二千七百零二人，“各官一转”，并以缗钱三百五十万犒师。宝祐元年正月，“癸卯大元兵渡汉江屯万州入西柳关，高达调将士扼河关上山大战，至鳖坑石碑港而还。”再获胜利，再次“诏高达、程大元、李和各官两转，余恩赏有差。”十一月，朝廷再次“奖谕襄阳守臣高达。”由此看来，宋蒙攻守襄樊这块战略要地的战争，是多么频繁。
　　李曾伯有几首词反映了当时的战争。宝祐元年二月，襄阳得捷，他写了两首《水龙吟》，表达自己的心情。其一曰：
黄旗吉语飞来，胡儿已落将军手。吾皇神武，一新城郭，断谟天授。铁骑临，琱戈兢逐，击蛇先首。快风驱雨洗，江空谷静，淮肥上、似之否。此事老臣何有。想捷传、延英方画。玉颜应笑，金瓯堪保，贺声交口。吾责免夫，吾归可矣，萧然一叟。把功名，分付诸公，聊自赏酒盈斗。
　　上阙写宋军神武，一战告捷。下阙写功归他人，自赏斗酒。表达了词人爱国思想和不贪功名的情怀。其二曰：
荆州咫尺神州，几番得失孙刘手。山河天险，东南牖户，钺何轻授。泪落碑存，鹤归城是，不堪回首。喜大堤草色，镇长春在，羊与陆、孰能否?风景依然吾有。柳营深，铁衣间画。摩云胜气，追戎马足，走蜚狐口。往事纷纷，付之蛮触，相忘庄叟。有人焉，中夜闻鸡，剑光正烛牛斗。
　　这首词上阙怀古，追忆三国、两晋故事，言明荆襄形势。下阙抒情言志，戎马生涯，夙兴夜寐，豪情满怀。
　　宝祐二年春，他又写了《贺新凉》词二首，皆为“闻襄寇退”而作。其一是：
晓听平安报。信荆州、古今形胜，金汤天造。落日岘山陈迹在，依旧大堤芳草。叹紫塞，黄尘未扫。水合水生来又去，赖胡雏，犹畏熊当道。薇柳戍，甚时了。乞身屡笺天表。感恩深，丁宁帝语，许同方召。自愧黔驴无技俩，桑土绸缪盍早。空手袖，剑锋懊恼。要鲶鲸鲵封京观，愿汉廷用壮臣年老。毋更取、仲华笑。
　　这首词写得相当豪放，上阙仍然写荆襄形胜，固若金汤，岘山陈迹、大堤芳草，依旧宋家江山。下阙自谦年老，期望朝廷起用壮臣。为保卫国土，绸缪须早。其二是：
梦觉闻鸡报。问岘边，晋家城郭，旧邦新造。谁遣平明旌旆入，人说当年草草。犹幸把腥埃俱归。对越老苍方寸在，任酋渠、远度龙堆道。还又过，一春了。少年意气轻三表。到如今、名惭小范，功卑前召。赖有把茅归去是，乘此抽身须早。何苦受，天来烦恼。报国丹忠虽未泯，奈长卿已病文渊老。聊把酒，仰天笑。
　　李曾伯作此词时，五十六岁，不能算太老。可为什么一再地叹老嗟卑呢?恐怕与贾似道的嫉妒贤能有关。词人“老苍方寸在”，一腔报国之志无法实现。报国丹忠未泯，是因奸相从中作梗。“何苦受，天来烦恼”是词人的无比悲愤之语。“聊把酒，仰天笑”句中该有多少苦涩滋味!
　　为“摩崖铭”事，李曾伯也写了一首词，调用《满江红》，题曰《得襄阳捷》。其词云：
“千古襄阳，天岂肯、付之荆棘。宸算定、图回三载，一新坚壁。狼吻不甘春哨衄，马蹄又踏寒滩入。向下洲，一鼓扫群胡，三军力。连帅是，并州责力。宾佐有，雍丘逖。赖因人成事，同心却敌，见说陈尸三十里，抽鞍委甲如山积。待老臣、为作岘樊铭，劙诸石。”
　　词中“图回三载，一新坚壁”与摩崖铭序是“越三年……铭于岘”正相吻合。从淳祐十一年算起，越三年当是宝祐二年，此词亦当作于此年。从词的最后一句“待老臣，为作岘樊铭，劙诸石”知铭为“岘樊铭”，现在摩崖所刻“襄樊铭”为误。
　　“岘樊铭”的内容大致是：雄壮啊，地分南北，以岘山为脊。襄樊城池啊，几多桑田变化几多陵谷交替。阴消阳息，盛衰消长，天岂肯让它付之荆棘。千万年啊，我大宋江山，赖有岘樊护持。
　　摩崖铭序中提到的“都统高达”，曾任襄阳知府，颇有政绩。“幕府王登”，喜读兵法，慷慨有大志。曾出为制置使孟珙幕府。二人都为收复襄阳，立下了不朽的战功。襄阳的书院名城古迹
襄阳的书院

魏平柱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从宋初到清末，存在了一千余年，对我国封建社会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办学形式、教学组织和制度以及教学原则和方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全国著名的书院有北宋初年兴办的白麓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和茅山书院，被称为“六大书院”。明代最著名的书院是东林书院。据传，当时人们不知各地还有其他书院，只知有东林书院。所有的书院都称“东林”，可见东林书院的名声该有多大。
　　襄阳有书院不知始于何时。南宋是我国书院制度的鼎盛时期，几乎取代了官学，成为主要的教育教学机构。其时，襄阳应有书院。元代全国有一百四十多所书院，不知有否襄阳的隆中书院名列其中。据《襄阳府志》，“隆中书院在城西三十里隆中山”，“元建书院以祀”。有人说隆中书院建于元至正年间，不知何据。到明代成化年间，吴缓视师荆南，重修武候故居时，写了一篇《隆中书院记》，记中未言及教学事宜。从《襄阳郡志》、《襄阳府志》和《襄阳县志》中追寻，襄阳较早的书院尚有“凤栖书院”。它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是当时都御史陈雍改云封寺而成。云封寺的前身是庞靖候祠。它的规模、体制以及教学的情况，已不能详考。当时侍御史曹磷写了篇《凤栖书院碑记》，主要内容在介绍庞统及书院的修建，也未言及教学事宜。“凤栖书院”消亡的具体时间，可能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明王朝下诏禁毁天下书院之时。因为它毕竟是州县一级的书院，不像东林书院有敢于抗拒官府的气魄和力量。“鹿门书院”属于清代书院，它的前身是“荆南书院”。“荆南书院”创建于清世宗雍正十二年(1734年)，由当时襄阳守道鲁之裕改校士馆成。校址在大北门街。“鹿门书院”是乾隆四年(1739年)襄阳守道谢梃筹措诸生经费改“荆南书院”之名而成立的新书院。谢梃感慨书院的兴废，写有《讲堂碑》一文。从文中知“鹿门书院”有讲堂三楹，旁舍二十余间。在书院就读的诸生，来自安、襄、郧三郡。聘请有名望的宿儒为老师。其经费中有每年从均州、光化等州县上缴的白银三百余两。“鹿门书院”初具规模。
　　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襄阳守道陈大文重修“鹿门书院”，扩大规模。“分东壁、西园两院，共有斋房二十四间。其南寿岂堂十四间为课试之所。”还添建宣圣遗像殿于其中。“宣圣遗像”，就是孔子之像。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后代遂称孔子为宣圣。陈大文写有《重修鹿门书院暨添建宣圣遗像殿记》一文，文中叙述了他得到“宣圣遗像”的经过。他说：“迨过宜城，值是邑募葺文庙，余亲往相度，于墀道间掘得唐吴道子所绘宣圣遗像碑。……会新修鹿门书院，复于讲堂之后添建正殿，命学博舒君敬迎崇奉。而碑石渐泐，难以远移，遂择贞石，谨自手摹，正位于中。”此外，文中还一一介绍了二十四斋的称号，他写道：“改为二十四斋，曰经德，曰履道，曰尊仁，曰畏义，曰存诚，曰成性，曰修来，曰道积，曰含章，曰藏密，曰辨志，曰正谊，曰正业，曰念典，曰就将，曰博习，曰稽古，曰时敏，曰式训。”研究这些名号，可以想见当时鹿门书院诸生的学习情况，是相当可贵的文史资料。
　　陈大文还十分重视书院的环境建设，他在记中还写道：“且于东偏隙地建讲堂、亭榭、浚池、植花。即庖澡溷之所，罔不具备。”他还疏浚了绕书院左旁的湖水，建“旦衡轩三楹为校艺处”于湖畔。他把书院建成了环境优美的风景小区。陈大文重修之后，到清宣宗道光十七年(1833年)，襄阳守道杨以增又进行了扩建。当时书院主讲金光杰，为此写了《重修鹿门书院记》。此后，同治六年(1868年)，襄阳守道唐协和又重修了寿岂堂。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春，清政府下令，于京师和省设大学堂，府、厅、直隶州改书院为中学堂，州县改书院为小学堂，并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式宣布成立。襄阳府中学堂成立不久，知府邓嘉缜调任黄州。光绪三十年(1904年)，襄阳府中学堂第一任堂长车绍武上任，“鹿门书院”自此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书院的组织机构与学校不同，它的主持人被称为山长、山主、洞长、洞主等。它的教学人员称为主讲、副主讲、助教等。书院有学田作为经费来源，经济独立，供给学生膳食。鹿门书院大致亦是如此。它的主要负责人称山长，每年束修银二百四十两，薪水银一百二十两，还有其它杂支银若干。山长之下设有监院，每年夫马银十五两，每课席饭银一两。再就是经营书吏二人，每人每年纸笔饭银二十两。还有院丁一人，每年工食银十二两。鹿门书院有主讲，如金光斗就在清文宗咸丰年间担任主讲长达六年之久，他的年薪估计当仅次于山长。就读的诸生也拨给膳食银两，根据学生数额多少，发放银两不等。如：生员1至5名，每名给膏火银一两二钱；6至10名，每人给膏火银一两；11至20名，每人给膏火银八钱；21至30名，每人给膏火银六钱。童生也如此发给。
　　鹿门书院有田产和较为固定的经济收入。根据《书院章程四乡地租并外州县解款》合计，书院有水、旱地三百四十多亩(其它租课地不计在内)，每年收入银两共计约九百多两(钱粮不计在内)。除满足正常开支外，尚有余钱可以“存典生息”。
　　书院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经常聘请有名望的学者讲学。譬如陈诗就曾应聘主讲鹿门书院，他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士，曾任工部主事。他的著述甚丰，多达四十余种，是著名学者。他先后主讲荆南书院、江汉书院和鹿门书院。他的学生中有状元、探花多名。再如，道光年间的进士、枣阳人史策先，也曾任鹿门书院主讲。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的单懋谦，也曾在鹿门书院讲学数年，并把讲课费奖给优秀学生。还有张裕钊，光绪十七年(1891年)来襄阳，讲学于鹿门书院。他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学者，曾官内阁中书。《清史稿·文苑传》说他：“历主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成就后学甚众。”他的文学主张，深为时人所重。他“尝言文以意为主”。他以驾车为喻，“意之为御，辞之为载，而气则所以行也。”因此，他告诫学子：“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以显，而法不外是矣。”由此推知，他当时在鹿门书院讲学，一定深受诸生的欢迎。
　　鹿门书院从乾隆四年兴建，到光绪二十八年消亡，共有一百六十三年的历史。为安、襄、郧三州的教育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如果能发拙其详尽资料，研究其经验、教训，对今天的教育事业定能有所补益。望有志于此的学人，能就此做点文章。
　　襄阳除鹿门书院外，还有一个“乳泉书院”。《襄阳县志》载：“乳泉书院在府署东偏，知府高茂选即同知旧署改建。”“乳泉”之名，来源于府治大门内的两口井，一东一西，犹如两乳。明代嘉靖中，“刊乳泉二字于石”，乳泉之名遂著。“同知旧署”，在府署东，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年)同知署改驻樊城。高茂选在雍正年间(1723年-1735年)曾任襄阳知府，由此推知，乳泉书院也是雍正年间设立的书院。《襄阳后耆旧记》的作者刘滋生，曾在此书院任主讲。他“笃志好学”，“讲学外不及他事”，得到知府尹会一、黄修忠等人的赏识。嘉庆年间(1796年-1820年)，龚腾海也曾被“延请主讲乳泉书院”。这个人因瓦解农民起义而被统治者视为有功，给官不做，以老母年高要照料为由留居乡里，并被聘为书院主讲。乳泉书院的其它情况，有待详考。
　　樊城有一个“汉阳书院”，也是颇值得研究的著名书院。
（本文选自《临汉文史考析》）漫说襄阳北楼名城古迹
漫说襄阳北楼

魏平柱

　　襄阳城原有六座城门，每座城门上皆有城楼，现在只有小北门上的城楼巍峨屹立。小北门在明代称“临汉门”，到清代又别称“北门锁钥”。门上城楼乃道光六年(1826年)襄阳知府周凯所建，为重檐歇山式建筑。周凯是富阳人，字仲礼，号云皋，官至台湾道台。他在襄阳长达十数年，劝课农桑，鼓励养蚕。写有《种桑十二吟》、《饲蚕十二咏》，教民以植桑、养蚕技术。他建的这座城楼，解放后曾多次维修，特别是经过1977年的大修，方能完整无缺地保留至今。
　　小北门上的城楼，并非始建于周凯。追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盛唐。《孟浩然诗集》中有一首《和宋大使北楼新亭》的诗：
返耕意未遂，日夕登城隅。谁道山林近，坐为符竹拘。丽谯非改作，轩槛是新图。远水自蟠冢，长云吞具区。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识狂歌者，丘园一竖儒。
宋大使指宋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九月，韩朝宗因荐人不当，贬为洪州都督，宋鼎接任荆州长史、襄州刺史、山南采访使。他对襄阳小北门上的城楼进行了维修。竣工之日，宋鼎作诗，群僚奉和。盂浩然当时或许亦在幕中，故借和诗之机表明自己的“返耕之意”。诗中“丽谯非改作，轩槛是新图”二句，说明城楼未重新翻造，只有栏槛是新修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最迟在韩朝宗任襄州刺史时，小北门城上便有了城楼。
到唐德宗贞元年间，曹王李皋任襄州刺史时，对城楼又进行了整修。其根据是符载写的《襄阳北楼记》。记后有言：“野人鲰劣，备详公明白之实，敬杨休休，为来者大猷，五年六月十五日记。”考符载生平，由《唐诗纪事》卷51《符载》知：符载，字厚之。蜀人，有奇才。建中初，隐庐山。贞元中，李巽为江西观察，荐其材，授奉礼郎，南蜀郡副使。元和中卒。因此，“五年六月”，只能是贞元五年六月。而此时任襄州刺史的正是曹王李皋。《旧唐书》卷132《李皋传》，贞元三年(787年)李皋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贞元八年(792年)暴卒于官。李皋的这次整修是“振陈成新，拔卑为高”，使北楼成为炎夏消暑纳凉的最佳所在。符载的这篇散文写得颇有深意，很值得一读。
襄阳北楼宋代亦曾多次维修或重修，详情有待进一步考证。明代弘治年间(1496年左右)，副使毛宪重建了包括小北门城楼在内的五门城楼。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攻占襄阳，城楼毁于战火。其后，都御使王永祚又予以重建。明代诗人曾楚写有《登北楼泛汉江诗二首》：“忽忆花边兴，同登江上楼。俎樽随物外，萧鼓坐船头。渔火前川见，民居夹水稠。醉归山水白，泛舸自中流。”“未尽游观乐，乘舟更倚楼。薰风来水面，鸥鸟浴沙头。樽俎成诗意，歌壶劝酒稠。百年知己会，儒雅更风流。”两首诗韵脚用字完全相同，诗意也基本一致。虽非上乘之作，却证明了北楼已是游览胜景。
清初，顺治五年(1648年)，都御史赵兆麟、同知徐腾茂、张仲，重建了大北门和小北门城楼。一百七十八年之后，周凯重建了小北门城楼。此楼现已成为历史文化名城——襄樊的一个标志。
附：
襄阳北楼记
(唐)符载
天时有晦明，人情有舒惨。或感瘁交构，郁凝不发。非登高远眺望，则无以疏达其气、导冲和之性焉。蔼蔼襄阳，山水之乡。征南兴岘亭之赏，贤王造北楼之胜。缅邈千载，遐襟一致，静操其旨，得不根抵于是乎?然势胜则同，制作乃异。请得本末而言之：先前之人，公舍之内，特达危榭，以瑰硕之材，树洼杂之地。左右翳荟，顾视生熟，人莫能登，甚无光辉。我公怀之，思有所致。会异日官府无事，携邹生枚叟之客，高步纵睹于城之墉，次于北隅，大获伟地。公竟符曩意，据陴不去，元机一发，楼在吾目。由是振陈成新，拔卑为高，经营鼓智，才力什一，笑汴之下，峨峨横空。襄人骇之，谓灵物佐助。不然者，何以不殚货、不峻程、不罢民而成不朽之绩，容易若此之甚也!
　　夏五月辛已，公欲丞逞遐瞩亦既乐只为食肴酒聚宾而登之，异其势隐，轸气崇融，上乘百雉，旁压万井，飞陛虹，指长槛，云截陵昭。回而永睇，关万态之纷纠。楚山无际，汉水远去。郢门、商洛微茫天外。当是时，大火炎炎，里闬如燔，更簟骤盥，躁灼不解。及其燕也，即窈霭静深、端和肃清，轻飚四来，冲闼动扃，座宾相顾，如在颢气。况乎春之发舒、秋之沉寥，固不言而胜矣。
　　壮而不侈，谓之范；作而不费，谓之智；登降有序，谓之礼；享宴有惠，谓之仁。道崇者声辉，位大者物举。缙绅君子咸谓为此楼与羊公岘亭不没矣。若掘客土、斩异材、砻他山之石、夺齐人之力，肆浩荡之观，穷靡嫚之乐，实曰涼德贾谤不暇，亦文者何述焉。
　　野人鲰劣，备详公明白之实，敬扬休休，为来者大猷。五年六月十五日记。
　摘自《全唐文》卷689
（本文选自《临汉文史考析》）襄阳名称由来初探名城古迹
襄阳名称由来初探

李有让刘柄

襄阳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水中游的南岸，自古是州、道、郡、府、县治所在地，是汉水中游的文化、交通、商业中心，向为军事战略要地。对于它的名称由来，也就历来为人们所关注。
　　襄阳之名早在西汉时就已经出现，新汉王莽改襄阳为相阳。汉光武帝时恢复襄阳名称。汉时已取襄阳为县名，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始设襄阳郡。其后，襄阳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襄阳是以方位命名。古人称山之南，水之北为阳，反之为阴。那么襄阳是依何地理实体而得名呢?一说“襄山”，一说“襄水”。《汉唐地理书抄》从《太平御览》引录的《荆州图副》写道：襄阳“以地在襄山之阳为名”。《读史方舆纪要》也记载：襄阳“城西五里有襄山”。但我们把古地图、史料同地形反复核对，襄阳城北或城西北是汉水或一片平原，根本无山。只是城西、城南有山，城却不能称其阳，而称其为阴了。很显然，襄阳以山命名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而《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沔水》篇(卷二十八)均记：襄阳“位于襄水之阳”，故名。这就明确告诉我们襄阳是以襄水得名。可是，襄水是指哪一地理实体?是汉水的别称或是汉水改道的称呼，还是另外有一条襄水呢?
　　我们以为汉水在襄阳附近并没有改过道，襄水不是指汉水。晋代襄阳人习凿齿在他的《襄阳记》中写得甚明：襄阳“城本楚之下邑，檀溪带其西，岘山亘其南，为楚之北津戍。楚有二津，谓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这里告诉我们，襄阳在春秋战国时已是楚国北部的城邑，它北枕沔水(即汉水的古称)，并不是南枕沔水，因而称襄阳为楚国北边的津梁要道和御敌要塞。岘山(古时对襄阳城南诸山的总称)绵延横卧襄阳城南，檀溪位其城西。《水经注·沔水》篇记：“沔水又东，迳万山北”，“城(襄阳城)北枕沔水，即襄阳县之故城也。”《元和郡县图志》第二十一卷记：“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今邓州南阳县是也。汉以南为南郡，今荆州是也。”同治年间《襄阳县志·沿革》载：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以刘表为荆州刺史，徙治襄阳，万山以东，汉水之南，为襄阳境；万山以西，汉水之北，则为南阳邓县境。就是盛弘之的《荆州记》、郭仲产的《荆州记》、鲍至的《南雍州记》、吴从政的《襄沔记》以及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都清楚的记载襄阳、樊城，隔汉水对峙，互为犄角。上述史料说明自襄阳的名称出现后，其地理位置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变化。
　　其次，从襄阳周围地理实体查看，至今仍没有发现能足以证实汉水改道沿襄阳城南流经的遗迹。如果说以地质部门取得的襄阳、樊城地下水文资料看，那是按地质年代划分确定的资料，其年代必是久远的，当时尚无襄阳地名，我们所探讨的应是襄阳得名前后的人文历史。因此，那种资料不能足以说明两千年前襄阳的地貌，或者能足以证明汉水的主河道在两千年前曾从襄阳城南流过。当然也不否认汉水的一段确有“襄水”、“襄江”、“襄河”之称。如明天顺年间《襄阳郡志》就把汉水又称“襄水”。《明史·地理志》(第二十卷)载：“汉水在城北(指襄阳城之北)，亦曰襄江。”《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记：“襄河者，汉水自襄阳来也”。这些均是以汉水流经襄阳以后而得的别称，须知，这是有了襄阳之后才有的别称，并且只是指汉水的一段而言。自古以来，引名山、大川命地名的并不多见，引申名山大川表明大地域方位的则有，如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南、湖北等。可是，以区域性很强的较小山、川命地名，则为通例，所以，襄阳不是以汉水命名，而以一条襄水命名并不足为奇。综上，无疑汉水在有文字记载以来，并非从襄阳城南改过道，襄水也不是指的汉水。
　　襄阳是以一条独立的襄水而得名，这可从《水经注·沔水》篇中得到证实。此篇中记：“沔水又东，合檀溪水。水出县西柳子山下，东为鸭湖，……溪水自湖两分。北渠即溪水所导也……又北，径檀溪，谓之檀溪水。溪水傍城北注，……西去城里余，北流注于沔。一水东南出，应劭曰，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是水当即襄水也。”《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二十一载：襄阳“在襄水之阳，故以为名。”《襄阳县志·山川》也记：“襄水即今襄渠”，“襄水则凡西南诸山所出之水，由长渠入汉者皆是也。”光绪年间的《襄阳府志·山川》也载：“今檀溪已涸，而襄水不改，城西南诸山之水，皆归渠入汉”。今市文物管理处所藏清同治四年襄阳知府方大湜在重修此水后所作记事碑中的碑文为“重浚襄水故道后记”。这些史料清楚记载了襄阳城南确有襄水和它的地理位置。只因“每岁夏秋泛涨，民地万余亩辄为泽国”(《襄阳县志·城防》)，南北朝时张邵已于两岸筑堤，防治水患，历朝沿袭疏浚，到明代改称襄渠，清代沿用，襄阳里人俗称南渠。由于名称随着历史的演变，在一般人的概念中，对襄水这一名称，显然较为陌生了。在我国历史上，有一些溪流后经人工疏浚而改称渠，并不少见，但并不因称渠而否认原是一自然水道。
　　有的史料把檀溪当作襄水，这是一种误解。《水经注·沔水》篇写得甚明，自鸭湖流出一水，经过檀溪的地方，其水才称檀溪。它傍襄阳城西里余，向北流注入汉水。习凿齿在《襄阳记》中已注“檀溪带其西”，到唐宪宗时“已涸”(《元和郡县图志》)。自鸭湖又分的一水，东南流，称襄水。这说明檀溪和襄水，其位置与流向并不一致，一水早已湮没，一水今仍存在。
　　那么襄水的源头在哪里?有些史料沿用“水出县西柳子山”之说。遍访襄阳人均不知晓柳子山之名和其地理位置，柳子山之名既已失用，又难于确定其地理位置，于是我们多次逆水朔源，今踏查襄水源头在襄阳城南扁山西麓的泉水坑处，有数孔泉眼，终年涌水不断。其泉水沿宋家包北侧，经转子山、官路口北流，汇摩旗山东麓杨家岗流出的泉水，继续北流，经麒麟店汇孙家冲所流溪水，进入营盘地，汇虎头山冲所流溪水，东流经琵琶山、真武山、羊祜山、郑家山，绕岘首山向南流，于观音阁旁注入汉水。长约18公里，流经面积30平方公里。襄水今日河道流向与史料所载大体相同。
　　综上所述，襄阳是位于襄水之阳而得名。
　　附注：还有的史料引自《太平寰宇记》所载的“涑水亦名襄水。荆楚之地，水驾山而上者，皆呼为襄水也。今土人呼涑水上流，亦呼为襄水。名即无定，故陆澄《地理志》云：襄阳无襄水也。”以此否认襄阳无襄水。《尚书·尧典》载：“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孔传》解释：“怀，包，襄，上也，包山襄陵。”师古曰：“襄与怀同。怀包也，襄驾也，言水大(泛)滥，包山而驾陵也”(《汉书》卷二十八上)。可见《太平寰宇记》中是据此来对“襄”字作的解释，是指那些泛滥的洪水而言，若是用来作为对“襄水”的解释，是不恰当的。因此陆澄以此来否认襄阳无襄水，显然是错误的。故多数史料和今历史、地理、地名工作者并不沿用此说，来论证襄阳无襄水。
　　（本文选自《襄樊地名与名胜丛考》）襄阳城沿革考名城古迹
襄阳城沿革考

李有让刘柄

　　襄阳城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城垣东、西、北三面环水，南面傍山，形势险要，自古易守难攻。
　　襄阳城略呈方形，东西两面分别长2��2公里、1��6公里，南北两面分别长1��4公里、2��4公里，周长约7��6公里(《志书》称城周长二千二百二十一丈七尺，得十二里一百零三步二尺)，面积约2��5平方公里。城墙高约8��5米，宽5-15米。墙体土夯筑，外砌城砖。城墙高大，气势雄伟，堪称襄阳胜景。
　　襄阳城历经沧桑，城何年所建？几经维修?据习凿齿《襄阳记》称：城本楚之下邑。这就是说在春秋战国时，还只是楚国的一个邑闾,尚未筑城。史志记载，襄阳建城应始于汉，后历经维修、扩建。光绪《襄阳府志·城池》和同治《襄阳县志·城池》载云：东晋太元三年(378年)，梁州刺史朱序镇守襄阳，序母为御敌来犯，带领众婢和城中妇女，又于城西北角筑新城二十余丈，后人将此段称“夫人城”。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对城垣作了维修，乾道七年又修。在元末，城垣颓废。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部将邓愈镇襄阳，重新修复。明洪武初，又别拓城东北角，由旧大北门向东绕至长门，环南增建新城。正德十一年(1516年)夏，汉水大溢，破城三十余丈，巡道聂贤捐俸补修。光绪元年(1875年)，因久雨，城垣多处坍塌，知县吴耀斗领修。二年，知县劳庆藩接手续修，直至光绪七年，知县梅冠林接修完工。辛亥革命后，曾断续小修(建国前后，在襄阳城内数次发现刻有民国十六、十八年的城砖)。1948年夏，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驻守襄阳，把1939年抗日期间拆出的西门南侧和南门西侧的城墙，临时加以垒筑，同时在城上夯筑城垛。建国后，有的单位忽视了对城墙的保护。1970年，夫人城东侧被毁160多米。1974年左右，将南门两侧约860米的墙体拆除。1976年小北门东侧又被损坏120米。古城人民对城垣接连受损，无不为之惋惜。1978年以来，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已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并拨出专款。从1982年开始，逐年进行维修，其中从夫人城至襄阳桥头段，已于1983年底修竣。东门北段也于1984年底修葺。当古城墙全面维修完工后，人们登临其上，领略城内外风光自当心旷神怡，杜审言咏颂登临城垣诗句：“旅客三秋至，层城四望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冠盖非新里，章华即旧台。习池风景异，归路满尘埃。”
　　襄阳城垣不仅以它的高大著称，而且四面建有六座城门，每座城门外又建有瓮城（襄樊人俗称月城)，城门上又建有城楼，使古城垣更显雄伟。由于历代兵燹，城门与城楼屡坏屡修。据志书记载，明成化间(1465年-1487年)都督王信重建南门城楼。弘始中(1496年左右)，副史毛宪重建东、西门与大、小北门及东长门诸城楼及各面角楼。万历四年(1576年)，知府万振孙为六门首题别称，题东门曰“阳春”，南门曰“文昌”，西门曰“西成”，大北门曰“拱宸”，小北门曰“临汉”，东长门曰“震华”。崇祯十四年，张献忠率起义军攻占襄阳时，平毁城垛及警铺，城楼亦毁。其后御史袁继咸亲督标兵修复城垛如旧。都御史王永祚随之重建六门城楼。顺治五年(1648年)，都御史赵兆麟檄副史苏宗贵重修西门城楼，知府冀如锡重建南门城楼，同知徐腾茂、张仲重建大北门、小北门城楼。知县董上治接着重建东门城楼后，又为各城门再题别称，题东门曰“保厘东郊”，南门曰“化行南国”，西门曰“西土好音”，北门曰“北门锁钥”。道光六年(1826年)，知府周凯重修六门城楼。1933年5月，大北门城楼被飓风摧毁。1939年，日本侵略者对襄樊二城狂轰滥炸，为便于群众疏散，将西门南侧和南门西侧的城墙连同西门、南门月城及城楼拆除。1945年左右，因年久失修，长门城楼坍塌。1958年左右，扩建东街时，将东城门拆除。目前襄阳城独存小北门城楼，1949年后多次维修，1977年曾大修，为之一新，更显巍峨屹立。
　　此外，城垣上还有三座古雅、庄严的城楼，三楼是：
　　仲宣楼，又名王粲楼：在东南城角上，始建何年，待考。雍正间副史赵宏恩重建。乾隆二十五年署知府胡翼重修，后圮。光绪二年修城时，得赵兆麟(顺治五年任都御史)“先生之风”(先生是指王仲宣)四字于楼下，随之将赵兆麟手书嵌于楼内。仲宣即王粲，东汉末文学家，为“建安七子”之一，十七岁时，诏任黄门侍郎，辞不就，避难于荆州，依刘表，在襄阳时常同刘表登楼作赋，后人以其名命楼名。有说当阳、江陵亦有仲宣楼，称襄阳仲宣楼附会。然而，刘表任荆州牧治，其治所在襄阳无疑。王粲依刘表，为表幕下参伍，自是左右不离。表卒后，王粲劝说刘琮降曹操，又是在襄阳。因此，刘表常同王粲登楼赋诗自应在襄阳，襄阳建仲宣楼当属可信。明人王世祯为此曾作考证，在修仲宣楼时特作一记，称襄阳建楼是为正。乾隆版《襄阳府志·古迹》记：“荆州之江陵，安陆之当阳皆有是楼，然考其实当以在襄阳为确”。
　　魁星楼：亦在东南角城上，仲宣楼西侧，即状元峰，南距文昌宫不远。清顺治间知府杜养性建，雍正间知府尹会一重修，乾隆间再修。楼高三层，六角形，碧绿琉璃瓦面，约清末圮。
　　狮子楼：在西南城角上。明洪武初建，绘狮子于楼内壁上，以示镇城，西南望虎头诸山，后改建三只石狮，各高丈许。崇祯十四年，都御史王永祚重建襄阳城六门时，也将狮子楼修葺。乾隆间楼已圮，仅存石狮，楼址外石碑亦仆倒于城上。抗日战争时，石狮被毁，石碑散失。
　　襄阳城垣以它历史悠久，城高池深而著称，并以它坚固而闻名。在历史上不仅是防御的有效堡垒，而且又多次力敌洪水的侵袭。现代人们记忆最深的莫过于1935年7月7日(民国二十四年农历六月初六)的一次洪水，当时沿汉水两岸的城镇、村庄，均被淹没，唯独襄阳城内未有进水，这全靠襄阳城防水性能良好的缘故。
　　人们还常赞美襄阳城固若金汤，易守难攻。除了城南环山这天然的屏障外，护城河也为襄阳起到铜墙铁壁的作用。襄阳护城河内的宽度在130-250米之间，平均宽度在180米左右。比起北京、开封、洛阳等城的护城河都要宽，襄阳护城河是全国最宽护城河。
（本文选自《襄樊地名与名胜丛考》）昭明台的变迁名城古迹
昭明台的变迁

李有让刘柄

　　生活在襄樊的人，提到昭明台无人不晓。现在人们看到的昭明台是我市在1992年建设襄阳北街仿古一条街时，作为重要的建筑物在原昭明台遗址上重建的。早在1973年以前，那里就曾有一座古建筑，它就是襄樊人所熟知的昭明台，俗称鼓楼。可惜的是一九七三年因久雨，昭明台又年久失修，楼东侧坍塌，为了安全，随后拆除。但每当人们数点掌故时，常常提起它。
　　昭明台原是一座跨街建筑，以青石发券筑台，上建有重檐歇山顶的两层琉璃瓦宫殿型房屋，系清顺治年间重建。始建于何年，尚待考证。该楼的名称历代变更，先后称“昭明台”、“文选楼”、“山南东道楼”、“南平楼”、“镇南楼”、“昭明台古高斋”、“钟鼓楼”等。今将此楼诸名称的由来和历史演变，作一简述。
　　乾隆版《襄阳府志·古迹》载：此楼始名“昭明台，在郡城中央，其迹甚古”，它是为纪念南北朝时梁武帝之子萧统(梁朝文学家，病死后谥为昭明太子)出生于襄阳，故名昭明台。后改名文选楼，因萧统酷爱文学，曾召博学之士编著《昭明文选》，后人把他出生地和编文选的地方硬拉在一处，而更名为文选楼。这一讹传，始于《图经》。经考，萧统字德维，南齐中兴元年(501年)生于襄阳，梁天监元年(502年)萧统立为太子，五年出居东宫，十四年加冠服，终年三十一岁。所编《文选》是在江苏扬州，故扬州有文选巷、文选楼之名。对此，《襄阳府志》、《襄阳县志》称更名文选楼实属附会。不过，既然萧统出生于襄阳，又是文学家，借他名著的书名而命楼的名称，也是不难理解的。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襄州分置山南东、西道，唐代著名书法家、文学家李阳冰曾题“山南东道”四字横额，并有所书碑刻陈列斯楼，据此改名山南东道楼。此后楼一度毁坏，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礼部侍郎齐庆胄镇襄阳时，整理其遗迹，在原址复建，仍名文选楼，陈琪袭《图经》以谬相因作记。对此，乾隆年间的《襄阳府志》和同治年间的《襄阳县志》都作了订正。应当明了，萧统自梁天监至中大通，再没到过襄阳。至于陈琪所称“梁昭明高斋故址于谯门直西门古城上”之说，尤属谬误。因为，高斋是梁晋安王聚学之所。陈琪竟把晋安王治学之地与萧统出生地、编文选地合三为一了。到南宋端平年间(1234-1236年)襄阳失守，李阳冰所篆碑刻芜没。淳祐十一年(1251年)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命都统高达等，率兵收复襄阳后，守臣程士元复建，较原楼稍有迁移，层楼下为街市，此后楼址再没迁移过。到明代，台上增设有花楼，又于台上置钟、鼓，以击钟而报时，故有鼓楼、钟鼓楼之俗称。明嘉靖三年(1524年)，副使王佩改题名镇南楼，由鲁铎作记。万历初，知府万振孙在台北面题写昭明楼。崇祯末又毁。清顺治中都御使赵兆麟重建，定其名昭明台，并勒碑记之，又在道左立高斋石碑，以示区分。综上，昭明台之名延用最久，襄阳城在解放前曾一度称昭明镇，便是由昭明台派生的。
（本文选自《襄樊地名与名胜丛考》）解放前襄阳城的街巷名城古迹
解放前襄阳城的街巷
（一九一一年至一九四八年）

段祖国

襄阳城区街道路巷，纵横交错，由东街、南街、西街、北街和中山街（前称守备司街，现改为荆州街）等五条主要街道相互贯通，呈“”形。随着历史的延革，城区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街道路巷曾经多次改造，时称各异。现将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四八年，这一时期内城区街道路巷名称及分布区域的情况，作如下记述。
（城区街道路巷示意图附后）
一、二十三条街：
1、东街：原十字街至王府口段（也称鱼巷子），王府口至东城门为东街。一九二四年翻修街道后，即改由十字街至东城门称东街。
2、南街：由十字街口至南城门。也曾有一段时间南北街以鼓楼为界，称鼓楼南街。
3、西街：由十字街口至西城门。
4、北街：原称鼓楼北街，一九二四年翻修街道后，改为由十字街口至小北门称北街。
5、中山街：原称守备司街，现改为荆州街，南自东街（石头门槛）至大北门城（一九二九年改称中山街）。
6、二郎庙街：南自新街起，北抵东巷子东端（即吕祖庙门前）。
7、司令部后街：东为中山街（荆州街），西接二郎庙街。
8、新街：东起中山街（荆州街），西至北街。
9、县街：系原知县衙门，后为县政府所在地故称县街，东起民权街（伙牌店街），西至北街（即驻庙街口）。
10、民权街：原称伙牌店街，南至民主街（城隍庙街），北接二郎店街南端。
11、民主街：原为城隍庙街，东起中山街（荆州街），西接鼓楼南街。
12、马王庙街：东由北街县街口起，西抵五中路（小营盘路南端）。
13、廒门街：也称积仓街（原设有赈灾积谷仓库，或曰西廒），东起柴场子，西至五中路。
14、米花街：南起法院街（原府街，现民主街），北至西街卉木林巷口。
15、棚场街：南由校士街北端起，至西街小井巷口止。
16、校士街：南起贡院街，北至棚场街南端。
17、法院街：原称府街（即知府衙门，后为襄阳地方法院所在地，现为民主街），东为南街，西至原省立农林试验场，现系市财贸学校门前。
18、长门小街：长门外闸口以东沿河地段。
19、东门小街：东门外二道桥以东地段。
20、南门小街：南门外一道桥至二道桥处。
21、落轿街：南自南堤口（无线电厂），北接南门外小街。
22、西门外小街：东起铁佛寺，西至张家坊（即现市劳动服务公司附近）。
23、贡院街：东自校士街，西至米花街。
二、五条路：
1、汉滨路：原称鱼铺街，也称北门外小街。东起大北门西侧门，西至小北门东侧门。
2、五中路：原省立第五中学校址，一九三二年改为五中路。南起卉木林巷，北至营盘路。
3、复兴路：为一九四O年二十二集团军派工兵修建，于原中山公园正门内，现市水利局旁。
4、乡师路：湖北省立第三乡村师范学校建筑。北起王府口巷南端（即与黄土坑巷相连接），经农圣祠东转向东南，直至该校门前。一九三二年，于王府口巷南端路西竖立有一乡师路牌。
5、营盘路：南由五中路北端至西巷子止。
三、五十二条巷：
1、鱼巷子：由十字街口起，至王府口止。
2、王府口巷：南起乡师路，北抵东街（石壶巷口）。
3、黄土坑巷：东起冯家巷（现市第四中学内），西至王府口巷南端。
4、永安巷：南自乡师路，北连黄土坑巷。
5、财神庙巷：北起东街财神庙门前，南至黄土坑巷。
6、冯家巷：南起汉圣庵巷（现运动路），北至东街（现市第四中学内）。
7、许家巷：南起汉圣庵巷东端，北至东街。
8、石壶巷：由东街王府口起至城隍庙前止。
9、铜鞮巷：南起古楼坡巷，北至后坑（即放生池），现市刃具厂后墙处。
10、庞家巷：南从紫竹巷西起，北至县街止。
11、紫竹巷：东起三民巷（三槐居巷），西至庞家巷南端。
12、三民巷：原称三槐居巷，南起民生街（即城隍庙街），北抵紫竹巷东端。
13、四衙巷：东起唐家巷，西至北街。
14、唐家巷：南自县街起，至新街。
15、管家巷：南为新街，北接东巷子。
16、东巷子：也称裴山庙街，东由二郎庙北端起，西至北街。
17、西巷子：东起北街，西接营盘路。
18、许指挥巷：东起北街，西接营盘路，南临西巷子。
19、当铺巷：东起北街，西至柴场子（即市五中门前）。
20、母鸡巷：又称木屐巷，东起柴场子，西连卉木林巷（即五中路南）。
21、一人巷：西起民权街（伙碑店街），东至卫场子（现五监狱机械厂内）。
22、卉木林巷：南起西街，北接五中路（即市三建筑公司职工宿舍处）。
23、中山巷：也称旧大巷子，东起斗姆殿巷，西至中山街（即荆州街）。
24、韩家巷：东起铜货巷，西接中山街（即荆州街，现市科委处）。
25、斗姆殿巷：南起中山巷东端，北至静心庵。
26、农圣祠巷：南自汉圣庵巷，北接莹惑庙巷（现市附小内）。
27、莹惑庙巷：也称电灯巷，西起南街，东接农圣祠巷（现第四人民医院内）。
28、汉圣庵巷：东起许家巷，西至南街（现为运动路）。
29、绿影壁巷：巷内东端有一绿石影壁墙，故称绿影壁巷，东起绿影壁墙（现市休干所），西至南街。
30、感应祠巷：南起绿影壁巷，北至汉圣庵巷。
31、陈侯巷：东至母猪巷西端，西接南街。
32、母猪巷：由陈候巷东端起，至魁星楼坑北止。
33、将军庙巷：西起中山街（荆州街），东北抵桑园巷（称道街，即道台衙门所在地）。
34、桑园巷：也称道街或公园巷，西起中山街（荆州街），东接斗姆殿巷。
35、小井巷：南起西街，北至柴场子（市五中门前）。
36、百子巷：东自白家巷西端起至三皇殿巷。
37、白家巷：系回民聚居地，东起南街，西接百子巷。
38、龚家巷：南起法院街（现民主街），北抵校士街南端。
39、三皇殿巷：南连百子巷，北至孤贫院坑（现市第四织布厂）。
40、四眼井巷：东自米花街，西至城墙边。
41、夏家巷：东起米花街，西至城墙边（位于四眼井巷南面）。
42、红花园东巷：东起南街，西至棚场街。
43、红花园西巷：东起棚场街，西接米花街。
44、静心庵巷：上新桥东段直至静心庵门前。
45、小东巷：小北门内沿城墙东段。
46、小西巷：小北门内沿城墙西段。
47、小巷子：南接白家巷，北至法院街（民主街）。
48、南门外东巷：西起一道桥外至偏堤口止。
49、南门外西巷：东起一道桥外，西至羊祜山脚下响水洞止。
50、古楼坡巷：东自铜鞮巷口，西至鼓楼南（北街）。
51、铜货巷：也称扣子巷，南自东街起，至韩家巷东端止。
52、东坡巷：东起中山街（荆州街），西至卫场子止。
（1991年供稿）私家园林鼻祖习家池名城古迹
私家园林鼻祖习家池

杜汉华

　　明代计成在著名园林学著作《园冶》中论述郊野园林的择地、构筑和意境时写到：“郊野择地，依乎平冈曲坞，叠陇乔林，水浚通源，桥横跨水，去城不数里，而往来可以任意，若为快也。谅地势之崎岖，得基局之大小，围知版筑，构拟习池”。“构拟习池”，就是指构筑郊野园林，要效法习家池。
　　习家池，又名高阳池，地处襄樊市襄阳城南5公里的凤凰山东麓，是襄樊最早的园林建筑群体之一，在私家园林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被《园冶》中奉为典范的私家园林鼻祖。
　　去习家池，须到襄阳城南六里凤林关，爬上山坡，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山冲，人们称它为闫家冲，冲内地平如砥，田畴如画，没有市井的喧嚣，集镇的嘈杂，只有村庄的袅袅炊烟和偶尔的鸡犬之声，仿佛进入陶潜笔下的桃源胜景。夏天，这里清风习习，非常凉爽。冬天，群山挡住了寒风，充足的阳光，产生了温室效应，格外温暖。
　　冲内的白鹤山下，有一组古典建筑，它们是习郁宅、习郁祠、杜甫草堂、四贤祠和六角亭。这些建筑依傍着一个泉眼、一个池塘，那就是著名的白马泉和习家池。白马泉是沉降泉，泉水由地底深处的岩石中喷涌而出，形成几尺高的水柱，水温恒定，冬天冒着热气，整个习家池上，升腾着薄薄的水雾。泉水从水底喷出的水珠颇似珍珠，故而得名曰珍珠泉。
　　早在东汉建武年间(25年－56年)，襄阳侯习郁就看中了此处美景。他依照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方法，在白马泉边修筑了池塘养鱼，建筑了亭台楼阁，这就是习家池、习家园林的由来。习郁非常喜爱习家池。习郁死后，他的墓也建在池塘的北边近旁。习家是襄阳的名门望族，一代一代经营，直到东晋，著名史学家习凿齿也居住在这里，进一步美化了这里的园林建筑。他还修筑了白马寺，邀请著名佛教领袖释道安携弟子慧远等400余众，弘法传道，使习家池一度成为全国著名的佛学研究中心，对日本及东南亚的佛学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韩国还仿照习家池，造了一个同名的风景名胜。
　　此前，山简（“竹林七贤”之一山涛之子）为征南将军时，曾镇守襄阳，经常在习家池饮酒游乐，大醉而归，称习家池“此我高阳池也”。襄阳儿歌唱道：“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倒着白接离。举鞭问葛强，何如并州儿?”李白《襄阳歌》诗云：“落阳欲没岘山西，倒着接离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蹄。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看来，武将山简在习家池沉醉于山色酒浆的放浪形骸之举，竟成了李白等历代文豪赞美不已的怡情雅趣。
　　习家池是杜审言、孟浩然、皮日休等襄阳籍著名诗人经常畅游的地方，并为之留下了大量的赞美诗篇，杜审言在《登襄阳城》一诗中赞叹道：“习池风景异，归路满尘埃”。皮日休有一首著名的《习池晨起》，赞美了习家池的妙处：“清曙萧森载酒来，凉风相引绕亭台。数声翡翠背人去，一番芙蓉含日开。茭叶深深埋钓艇，鱼儿漾漾逐流杯。竹屏风下登山屐，十宿高阳忘却回。”
　　至宋代时毁于兵灾，到嘉定年间又重建，新增庭堂、斋舍28楹，题匾为“习池”、“怀晋”，还在新建的院墙中间辟山门一座，题匾“习池馆”。明正德至嘉靖年间，在襄阳做官的副使聂览、江汇又对习家池作过全面修缮，增筑石台、石栏，新建“凤泉亭”，立习杜祠，祭祀习凿齿和杜甫。清道光六年（1826年）太守周凯又对习家池的亭台楼榭进行整修，改高阳池馆为“四贤祠”，祭祀习郁、飞珍、山简、习凿齿。同治年间，襄阳知府方大堤对习家池也进行过一次大修，给泉池取名“溅珠”、“半规”。
　　现仅存六角亭、荷花池、溅珠池、半规池等景点，仍不失为览胜之地。亭为重檐六角攒尖顶，斗拱高耸，檐角翠飞，通高6.5米，正面面阔4米，檐柱为四角方石柱，坚固厚实，古朴大方。挑檐和额枋上遍饰象征吉祥的天宫赐福、万事如意、蝙蝠双至、犀牛望月、凤凰展翅等图案，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亭的四周有荷花池环卫。溅珠池呈半月状，下有泉眼喷吐，上有古槐覆盖，池中鱼儿游弋，步园临池，别有情趣。
　　1992年，襄樊市人民政府曾投资对习家池进行了初步整修。习家池作为从东汉开始修建并保存和使用至今的私家园林，在我国园林建筑史上极为罕见，不愧为中国园林建筑的典范和鼻祖。
真武山名城古迹
真武山

徐峰

襄阳城西南二里有龟山，因山形似龟，雄踞襄阳城外和汉江边而得名，俗称九宫山。因山上建有真武庙，故又有“小武当”、“小金顶”、“真武山”之称，襄樊居民讹音称“周公山”。真武山脚下，有李曾伯《襄樊铭》的摩崖石刻和刘备马跃檀溪遗址。每年三月三（据说农历三月三为真武大帝生辰），这里游人如织，信众云集。平日访者不断，偶有港、澳、台及海外人士远道来访，真武山声名远播可见一斑。
　　一、仙山缘起
　　山顶道观几间砖木庙宇是明朝宣德年间襄阳人萧旭募建的，早已坍毁，而今真武山道观是仿武当山祖师殿恢复性建筑，分上、中、下三观，已初具规模。白玉台基，玉栏四围，蟠龙跃然于石阶之上，重檐隆起大殿巍峨凝重，偏殿碧瓦翘角，鼎炉香烟袅袅，百米多长的红墙蜿蜒镶砌在峰侧陡岩，琉璃屋顶闪耀空际。古建筑依山取势，错落有致；且屹立汉江岸畔，青山碧水，诗情画意，宛若仙境。伫立山上，危崖高耸，有遗世独立之感。绝壁之上百米围墙红墙绿瓦，大殿之中真武金身威严如仪。东南方向岘山、琵琶山满目葱茏。俯瞰山下襄樊二城气势恢宏，汉水浩荡，气象万千。
　　资料记载：唐宋元时，山上已有多处庙舍。《襄阳府志》记载：明永乐十年（1412年），明成祖降谕修建武当山宫观。满载“管运武当山琉璃诸物”小船数以“万计”，停泊襄阳龟山下的汉江边，“时风涛方作，顷之祥云数见，水天一色，咸谓元帝（真武大帝）显应”，于是先在此山修建玄武真宫，龟山也随之更名真武山。《襄阳县志(卷二建置寺观)》记载：“真武庙在九宫山，明宣德中里人萧旭始立庙，……香火日盛，号为小武当”。《襄阳县志(卷一地理)》记载：“龟山在县西四里，一名小武当山，俗呼九宫山，山上有石，襄人以三月三日来游，谓可免灾。山麓有刘先主亭（名胜志），山腰有礤礤石镌天峰清眺四字。雍正间，守道鲁之裕以羊叔子宴游当在是山”。
　　在历史传统习惯中，朝武当山首先要到真武山给真武大帝上表章，算是报到。据《太岳太和山纪略》记载：“真武观……在襄阳城西二里……谒太和（武当山太和宫）者先奏表于此”。财富力强者，继续去均州（今丹江口）武当山天柱峰朝金顶，钱乏体弱者，到真武山即使回转也算还了朝拜真武大帝的心愿。
二、几经沧桑
　　真武山道观，历史上是武当山系列道观中的第一道观，其规模属其中最大的，海内外享有盛名。因道观毗邻汉江，处在鄂、川、陕、湘、桂、滇数省来往的通衢大道，水旱码头，交通十分便利，众多香客慕真武神应，使鄂西北“小武当”增添无限光彩。从农历腊月三十到三月三，到真武山朝山敬香的香客最多。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真武山道观香客仍然十分兴盛。在鼎盛时期，道观建筑的殿堂、房屋有350多间，道人近百人。后来，大部分殿堂毁于战火。“文革”中仅存的祖师殿、圣公圣母殿、娘娘殿又被当作“四旧”拆毁，道教活动一度中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襄樊市道教徒和广大信士弟子多次向市民族宗教局和上级宗教事务主管部门提出恢复真武山道教活动场所的要求；部分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多次提出恢复真武山道观和道教活动议案。1994年8月30日，襄樊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恢复真武山道观，并将真武山的道教活动场所开放。1995年以后，几经协调，真武山的开山炸石局面得以制止，政府投资100多万元治理了因开山炸石造成的山体塌陷。几年来，在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道观恢复性建设进展顺利，现已初具规模。
　　现在，真武山新建了道观殿堂9座、生活配套设施33间、新塑神像14尊。山下新落成的真武山道观石牌坊，巍峨庄严。真武山广场建设已具雏形。虽然道观一直处于恢复性建设之中，仍不时可以看到有虔诚的香客和慕名而来的游览者。
　　2003年10月1至7日（农历9月初6至12日），经襄樊市宗教局批准，真武山道观举办九月九庙会，农历9月9日是道教传统节日，是真武祖师修道成仙之日，每逢此日，各方信士游客纷纷到真武山朝圣真武祖师。这是1995年恢复道教活动以来第一次举办庙会，为答谢多年来各方对建设的支持，真武山道观经韵团道众特为广大信众和游客作祈福迎祥大法会，邀请武当山武道功夫团、湖南省精武醒狮团队进行了7天14场道教武当神功和舞狮表演，这是襄樊市道教信众的一大幸事。
三、名山风采
宛如三角翠屏的真武山，横亘在襄阳城西南。从檀溪路南望，她身背绵延的五岭，虎头、华山、凤凰高耸，端坐在葱茏怀抱之中，不起眼的小山头，文化积淀可谓深厚。几百年来，出于饱览“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胜境心态的并不多，朝拜“小顶”却成时尚，与武当山大顶齐名，年节更是蜂拥，祈求真武祖师庇佑，印证了千年名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远望真武，峰岭高低各不相同，如从东麓望去，一线刀刃，高可及天，似有“自古华山一条路”的险绝；西坡一片郁郁葱葱，林涛沙沙，登临此山，轻风拂面，怡神开怀；倚栏极目小望，古城新貌，玉带映衬，浩淼汉江从天际而来；万顷沃野，一展平畴，大河急转南下，宛如有意环抱襄州古城、真乃天地造化；南山一带群山起伏，真武山处于中央尖角，水阔天空，无酒自醉。
　　漫步山道之上，常可见有道人在后山采摘野菜，可知观中道人勤劳节俭。现任住持是清慧道长肖品和，为武当派开山鼻祖张三丰的第十四代正宗传人。肖虽是一位年轻的道人，但出家修道已有多年，眉宇间透着儒雅睿智。真武山的道人在肖道长的言传身教下，大部分精通武当功夫。据报道，2004年11月8日，20多位德国武术爱好者专程来到真武山学习中国武当功夫，肖品和道长高兴地传授给他的外国弟子们一套武当三丰派养生功法。
游览仙山，众多古迹如繁星点点，可谓“青山细品觅史迹，不尽小山藏神秘”。首先见到矗立的巨大石额，上书“纵览汉岘”。而就在东山麓脚，镌刻有20平方米的摩岩，记载着宋末抗击入侵的战绩－－“纪功铭”。《三国演义》中刘备马跃檀溪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在真武山北麓，一青石上粗大的马蹄印迹至今犹在，保存完好。相传是刘备骑马飞跃檀溪的地方，是“三国”时期著名的遗迹之一。
　　南坡幽谷陡立着直插天穹的石壁，此为开山取石所留遗迹。上个世纪这里开山炸石，满足城乡建设需要，硬是劈去半面山体，人工开山遗迹平添了名山新景。走进狭窄谷道，褐石棱峋，伫立仰望，壁立千仞，错落欲崩，气势恢宏，赏玩秀丽风光后，这里又是一番强悍豪迈气势。唐代诗人孟浩然曾咏唱故乡山峦“石壁疑削成”，此情此景，兀然眼前。山顶的红墙小树，如月宫琼阁桂枝悬于空中，让人顿生“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之感。
　　据真武山肖品和道长所言，道观计划配合真武山广场建设在山下建造一些房舍，以备接待之用；在南坡幽谷半崖处将修建南岩宫；石壁将建成大型摩崖石刻，刻道德五千言于其上。可以想见，将来的真武山定将别有一番风光。
（此文参阅了《襄阳府志》、《襄阳县志》和邹演存先生《真武山风采》）清凉寺名城古迹
清凉寺

李宗耀

　　襄樊市西南八公里，尹集乡境，鲜人不知青龙村王家湾古有清凉寺，民国时期为日军侵入所毁。虽史料不载，但远近闻名。追记清凉寺，以反映地域时代风貌，补充文史。
　　青龙村东南以歪头山为界，东侧以乔家山为沿，东北面至扁山。三山相连，山毗处或山凹处洼地谓黄胡子洼、大路垭子、小垭。歪头山下一湾称王家湾。王家湾西侧座一丘，丘顶约两亩平地，便是清凉寺遗址。事实上乔家山下王家湾东侧亦有一冲，冲上原有一座尼姑庵。寺庵相距约1.5公里。
　　清凉寺与尼姑庵建于明朝，史年不详，据老者追忆，在500年以上。以资作证者有六：两件是村民王正义1984年于清凉寺遗址建变电房，挖墙角1米深左右拾得文物，一物为土陶老虎，长约20公分，高约5公分，形神逼真，只可惜保存不好摔碎丢弃。另一物为斧形石，石质坚硬，石面光亮，初步鉴定为使用千年以上之用具。三是尼姑庵遗址有大量属明代时期残存瓦片。四是村民乔启正在尼姑庵遗址附近拾得一陶罐，属明朝时期器物。五是老人王圣清幼时亲见清凉寺旁有一雕刻金鸡石碑，现不知去向。六是寺庵附近有一明代古墓，或可能清凉寺主持圆寂后所建，亦或当时仕宦之墓。明朝年间，王家湾原称管家湾，是由东津搬来的管氏文武登科兄弟（姓名不详）置地所居，后家族衰落，被王氏家族取代，改名王家湾。寺庵、古墓或与管氏有关。
　　史载：晋代文史家习凿齿居住于襄阳侯府（现襄阳城南习家池），与佛家大弟子释道安交好，常论“本无宗”，深得前秦帝符坚宠爱，语：“联以十万军取襄阳所得唯一人半，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高僧传》卷五）。又载：唐代中叶，禅宗的传布地区也仅限于嵩、洛、湖北一带（《中国哲学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禅宗传播以嵩、洛、湖北为中心。儒、道、佛教成为封建时代统治阶级麻痹统治人民的工具，自晋以后极推佛教。襄阳自晋以来为佛教之域，清凉寺与尼姑庵当说是因佛教传播应时附势之作。
　　清凉寺面貌，据当地早年亲临过寺宇的王圣清、闫正家等老人大致描述：寺有前后两大殿，木瓦构造。侧以廊房，前以砖墙围成两院，院门朝南。前殿内供着些泥塑敷金人像，称土地爷一类。前后殿之间院落正中建一砖砌灶式香炉，圆形，顶有八极，两米来高。后殿有三尊神像，进门看去，中间是佛爷，左侧是观音，右侧莫名女菩萨。神像前摆设香案及跪拜用之蒲团。殿左悬一大钟，右置一两抱大鼓。围院的廊房中也摆放着些泥塑人儿。塑像之制作，皆以树桩或捆结木棍作支架，牵些红线，再用泥搪，雕塑成形敷粉而成。寺庙东北侧有一厢大瓦房，解放前称闫家祠堂，为当时闫家大户祭祖专用。尼姑庵原貌不详，从遗址看，面积及规模与清凉寺差无几。
　　除清凉寺、尼姑庵，方圆几十公里范围内尚有一些寺庵遗迹，如白云寺、黄家庙、姚家庵等，但规模均不如清凉寺及尼姑庵。此一说明佛教慰民，烧香拜佛乃当时众多受苦人的精神依托。此二说明清凉寺、尼姑庵香火最旺，甚至于其它寺庵依附于这两所寺庵。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战乱，清凉寺已不景气，仅一名和尚主持，装腔作势，撞撞钟，敲敲木鱼，迎纳香客，设一类婚丧道场，闲时还摆赌场，藉此捞取钱财。当时和尚叫闫正定，其胞兄（外号闫秃子，当地一恶霸）为其强揽此差。当其死后，其子承业。1940年夏日军侵入，炸毁清凉寺之后又修茅屋企重开香火，却在烧香时着火被焚。日军毁寺是回事，另照佛教观念，善恶有报。清凉寺之设立，本欲使人心向善，却被邪人把持，终归毁灭。
　　事实上，尼姑庵早毁于清凉寺。毁因有传：说某知府公子，游学过乔家山至此，庵内尼姑见其风流倜傥，诱入庵中禁锢，纵行淫乱之事。知府多日不见子归，差家人及役卒寻找至此，发现隐情，一怒之下，火烧庵房。佛门出此丑闻，清凉寺受牵连，可能就此冷落下来。管家之衰败或与此事相关。
　　清凉寺遭劫是在1940年夏，日军进犯，先有一架飞机低空盘旋，百姓受惊四处躲藏。不一时，飞机上丢一炸弹，落于清凉寺香炉之上，爆炸后顿成火海，清凉寺烧成一遍废墟。虔诚信徒痛恨日军，咒其辱我佛祖，活该地狱轮回。
　　清凉寺选址于此，或有三因：
　　一因乃依附于山之传说及物境。传说真武大帝听禀凡间滋润，下界一行。跨山而立，两脚一并，山便扁成了扁山。至另一处，面东南打坐，这山头即向西北倾斜，成了歪头山。大帝想，凡间虽妙却不实在，便去了。歪头山腰部有一洞，狭而幽深，名老虎洞，1976年人们在此附近降过一虎。传说此洞乃大帝之御虎居住过。传说里歪头山附近住一墙之隔的金黄两家，金家所种葫芦爬过院墙在黄家结一个大葫芦，甚可爱，两家皆不舍，有德望者调解，将葫芦剖开各得一半。待剖开后却蹦出个漂亮女娃，两家至爱，共同抚养，取名金黄小姐。这便是大帝御虎尾随大帝下凡，乐不思归，投胎凡间了。金黄小姐长大后虎性不改，看不惯人欺人，便聚众揭竿，劫富济贫。后攻打襄阳城，三月不下，帅军西行数日，前锋官报已到房县。金黄小姐想到姑娘家入房不吉利，便厌了战争，返歪头山，开洞而隐居些时。此洞便是老虎洞，所降一虎乃其豢养之凡虎。再有扁山之上，怪石磷峋，中有两巨石对立，传说是金黄小姐亲自担以攻城未用。另有一石如床，上有隶书刻“卧佛石”三字，传说真武大帝躺息过。故而清凉寺、尼姑庵选址于此或可因传说，亦或因寺庵而起传说，寺庵与传说相得益彰，中涉诸多禅理。
　　二因乃清龙泉之故。乔冲脚下有一泉，四季清澈，水流不断，清甜可口。传说此泉曾是天上青龙所用。传说中青龙驮水至凡间观景，留连忘返，忽觉已误归期，惶急中弃水升天了。寺庵建于此，即看中山青水秀，饮食起居方便。此泉于1996年改造，建池盛水，接水管通青龙四组，解决了500多人的饮水问题。
　　三因乃是此地属交通要塞。旧时交通不发达，旅途不畅，出行或骑马或坐轿子，更多人则靠脚力，遇山翻山，遇岭越岭。此地的黄胡子洼、大路垭子、小垭便是这一带在当时的南北通行要口，山外近汉江，望南方，行人众多。寺庵建于此，一来方便人们烧香拜佛结善缘，二来可求取更多施舍以养活众僧尼。可以想象，明清时期，这里香烟缭绕，香客芸芸，佛坛典盛。
　　清凉寺取名当亦讲究。一是按佛教摒除杂念这教条，取心清静自觉爽凉之意，训导人们除邪念，勿为恶，多行善。二是因环境取意。寺庵周围林木葱郁，出行至此倍感清凉。外地寺院中也有以清静意命名者，如谷城七里山中清凉寺，是处亦林木森森。
　　清凉寺虽不载于史料，遗址上碑刻等物皆失，但在明清时期确是驰名。一是因为地处交通要道，行人多，名声远传。二是因为清凉寺的梨。清凉寺周围原有1000多亩梨，其梨颇有特点：歪把，且果蒂处伴生小瘤；品质好，脆甜爽口，实为上品。成熟季节，商贾云集于此，着人肩挑背扛，贩梨过山，好不热闹，至汉江边发船武汉，很是走俏。官府也相中此梨，每年选购作贡品进朝。清凉寺和清凉寺的梨一起闻名遐迩。现在该地还保存有几棵古梨树，村民王红方门前一棵大梨树粗有成人两抱，主枝干如虬龙盘挽，颇具神秘意味。此树有200多年龄。
　　清凉寺与尼姑庵只能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一段历史。早两年有佛道界人士，如观音阁李宝金居士、真武山樊开选道长，曾动议筹资重建清凉寺，多方原因未成。寺庵情景不再，代之以满畴葱茏良田，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衣食住行都赋予了现代气息。寺庵已不重要，只是站在遗址，感历史苍凉，抚今追惜，觉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岁月如潮。

杨吉六其人地方人物
杨吉六其人

刘玉川谭云峰陈涛石口述严永农整理

解放以前,杨吉六是襄阳城内显赫一时的知名人物。杨吉六的家世,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清代。
一、杨家发家史
襄阳城内过去有句俗谚“三阳（杨）开泰”。所谓“三阳”是指城内北街的杨君盘、西街的杨君直、东巷子的杨君谟三个杨氏家族。由于“三杨”都是襄阳城内的名绅望族，从名字上看，三人名字中间都有一个“君”字，似乎是同一宗派。所以许多人都误认为“三杨”同是一个宗族。实际上他们同姓不同宗，三个杨家各不相干。杨君盘（也就是杨吉六的堂叔）一族，是湖北蒲圻迁到襄阳落户的杨家;杨君谟是襄阳县东津湾的杨氏家族;只有西街的杨君直才是襄阳城内的杨氏家族。这三杨中,唯有杨君盘这一家族田产逾万亩。他们这一族共分为三房，杨君盘是杨家的老二房。杨君盘这一代,大、二两房弟兄多达十人。所以土地田产分配以后，每家也不过三、五百亩产业。而老三房杨绍桦（杨吉六的父亲）一家，因为是几代单传，直到杨吉六成家立业时，他这一房仍然保持着三千多亩以上的田产，因此在北街杨家中又数杨吉六的田产多。
北街杨家到襄阳安家立业，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满清嘉庆末年，也就是一八二○年间，湖北蒲圻县有一个叫杨崇大的年轻人，挑了一担行李到襄阳城里谋生。他到襄阳后，不久就被城里一个“张展成”杂货铺的老板招为东床佳婿。杨崇大有弟兄三人，他在襄阳成家立业以后，便带信叫二弟杨立成、三弟杨龙生两人也来襄阳营生，这兄弟三人，便是北街杨氏家族的创业始祖，迄今已达一百六十多年。
杨氏先祖弟兄三人中，长兄杨崇大读过私塾，能写会算，善于经商贸易，就专业开店做生意。老二杨立成、三弟杨龙生学得一手好木活，是两个少有的细工木匠，他俩的木活技艺精湛，尤其善长雕琢镂刻花纹木饰，深受时人的赞赏。三兄弟便合伙在城内新街赁了一间门面，挂起了“杨立生”的招牌，开设了家具铺。
在兄弟三人的通力合作经营下，“杨立生”招牌的名气越来越大，生意越做越兴盛，逐渐有了积蓄，便在城外小北门街面上买了一幢三开间、三进深的青砖大瓦房。刚好这时从山西来了一位大财主季玉林，想在襄城开设一间“当铺”，急需铺面房屋。经过商议，他们便把这栋房屋租给季玉林开设“兴大”当铺（是襄阳城内“广兴”当铺的前身）。杨家自从与季玉林这位山西财神拉上了关系，资金更加雄厚，经营愈加活跃。便向季玉林筹借了一笔款项，自己建造了一艘大“楸子”木船，专在襄河里走下水，从汉阳鹦鹉洲贩运杉木到襄樊出售，并在东津湾开设了“崇盛”木厂，进行木材贸易。
杨家由于经营木材买卖有方,不几年,就由一艘船发展到好几艘大船。为了不使下水跑空，他们又在襄阳县的竹条镇、牛首镇等沿河各码头集镇设立了庄户、铺号，大批收购芝麻、粮食等农产品运销到武汉，回头再装载木材。经过这样来回贩运，杨家的经营贸易越来越发达。他们更进一步地扩大经营范围，由单纯出口贩运农产品原料，转为加工生产油料及粮食成品运到武汉销售。接着又在东津湾开设了“隆庆大”及“同盛长”两座大油坊，专门加工芝麻油料。同时，为了搞活资金流通，又在樊城开设了“同盛公”钱庄，进行金融贸易活动。这时的杨家，已经是家大财旺，进钱如流水的富商，每年的经营收益，已逾数万两白银。他家开始广置田产，大兴土木，在襄阳县的尹集、新集、欧庙及南漳、宜城等地购进大批田庄，在襄樊两城内购置与建造了二十几栋房屋。
一八五○年，清道光末年，杨崇大兄弟三人相继去世，杨崇大的儿子杨静承继承祖业，继续经商贸易，家产越加发展，田产土地已逾万亩以上，一八六○年以后，也就是清朝咸丰年间，杨家老三门的人口日渐增多，不便统一经营管理，这时才分了家，分成三房，每房分得田产土地三千多亩，房产屋宇六、七栋。
二、杨吉六的身世
杨吉六出生于一八八六年，是清光绪十一年，他是杨家老三房杨先生的第四代孙，属“先”字派，名叫杨先惠。三房世代单传到杨吉六时就是一个人，父亲是“绍”字派，叫杨绍桦。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六，而杨吉六在堂兄弟中恰好又是老六，因此，为了区别，称他爹杨绍桦是老杨六爷，称他为小杨六爷。
杨吉六幼年只读过私塾，虽然也曾跟福音堂的美国牧师马德胜学过几天英语，但也只是能认得A、B、C而已。杨吉六从他父亲杨绍桦死后，便继承父业。在襄城北街的徐指挥巷口(现在杨家花园的地方)，兴建起了一座大型庭院。石库式的大门两旁，矗立着一对半人多高青石雕饰的鼓儿磴，左右悬挂着“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的木刻朱漆楹联。整个庭院，前后逶迤达半里多长。是一幢拥有门厅、前厅、花厅、正屋、偏院、后花园、果菜圃的大建筑群，有七八十间房舍的院落。特别是花厅的建筑，更是美伦美奂。它是一栋三开间的古典建筑，正面是一排彩色玻璃镶嵌的雕花格扇门。厅院里画栏雕栋，上面罩有拱形卷檐雨棚，两边花坛上植有百年以上的金桂、银桂各一棵（现在襄阳北街杨家花园里还存活着）。配置了腊梅、古树桩盆景。并有天竹、牡丹、芍药、琼花等一些名贵的花卉。花厅后面有一所小巧玲珑的后花园，全部仿苏州园林的建筑风格，有太湖奇石垒成的假山，山下点缀有葡萄及长春藤花架，用黑白卵石铺成图案的曲折小径，围绕在荷塘鱼池及各式花圃丛中。顺石阶盘山而上，穿过幽邃的岩洞，便是一座六角凉亭，巍然耸立在小山顶上。穿过园侧的月洞门，是几亩菜园及果圃，有专门的仆役培育着四季鲜嫩的瓜果蔬菜。杨吉六一家就住在花园中的正屋里。
杨吉六的妻子姓方，岳父方晓樊，家里也有千把多亩地，方家原籍是安徽，因方晓樊的父亲在前清时期曾做过襄阳河流域炮船上的统领，在襄阳发了财，便落了籍。与杨家门当户对，便与杨吉六缔结了姻缘。
三、杨吉六与教会的关系
杨吉六虽然不信奉天主、基督宗教，而他与驻襄阳教会的上层人士却交往频繁。他曾向基督教美籍牧师马德胜学英文，又与意大利神甫、罗马教廷派驻襄阳天主教堂的红衣主教车格里来往也很亲密。曾协助车格里建起了襄阳城内的天主教的大教堂，并帮车格里在襄阳地区四乡八镇购买了大批田产土地，以为开设各地分堂及作为教会财产之用。车格里调走时，又把接任的红衣主教叫任远尼的洋神甫介绍给杨吉六认识，以便他们继续合作共事，完成车格里在襄阳未完成的宗教事业。
因为有了与教会的这种特殊亲密的关系，经车格里与任远尼的专门保荐，在一九二九年的时候，杨吉六得到了中国红十字会襄阳分会会长的席位。当时襄阳红十字分会的会址在城内三槐居巷子内（现在襄阳大市场附近的地方）。副会长叫娄协华，是当时襄阳有名的大律师，也是杨吉六的结义兄弟。
四、大革命时期的杨吉六
一九二六年国共合作大革命时期，北伐军进攻武汉，襄阳城的革命浪潮也汹涌澎湃。当时襄阳的共产党董振等人，领导与发动了襄阳的工会、农会等革命组织，掀起了“惩办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斗争高潮。经过工会农会决定，杨吉六和张华堂是襄阳城内的主要斗争对象。由于杨吉六的把兄弟娄协华是襄阳律师公会的会长，得以参加斗争会的筹备工作。当娄得知杨吉六是斗争对象的消息时，心里很着急。散会后，他立即叫他的老婆暗中给杨吉六通风报信，杨吉六得知这个情况，便化装连夜逃往钟祥他亲戚黄氏地主家隐藏起来，结果第二天革命群众在杨吉六家扑了空，只抓到襄城土豪张华堂一个人。经过革命群众的控诉斗争，最后张华堂被群众处决。而杨吉六由于娄协华的庇护通气，逃脱了这次群众革命风暴的袭击。杨吉六在钟祥躲避了大半年，直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处于低潮，襄郧镇守使张联陛的队伍跟蒋介石叛变了革命，血腥屠杀襄阳的革命党人，疯狂镇压革命群众，襄阳重新陷入白色恐怖，杨吉六从钟祥又回到襄阳。
五、杨吉六与反动派的交往
历任驻襄阳的国民党官僚、政客都是杨吉六的座上宾。一九三一年，国民党第五十一师范石生的军队驻守襄阳时，杨吉六与其少将参谋长丁腾关系很密切，杨吉六让出了花厅作丁的公馆。丁腾这个人是蒋介石派到五十一师监督范石生的心腹。因为范石生是云南部队，不是蒋的谪系，所以丁腾虽然只是一个师参谋长，而挂少将军衔，地位凌驾于师长范石生之上。此人飞扬拔扈，骄横霸道，欺压百姓，残害妇女，为所欲为。当时在襄樊一带，只要提起丁腾的名字，几乎无人不切齿痛恨。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丁腾奸污幼女一案，是当时震动湖北的大案。事情就发生在襄阳城内杨吉六的花厅。
襄阳有一所湖北省立第十二小学。一次，学校召开游艺晚会慰问驻军。在这次晚会演出中，有一位不足十二岁的女学生姚书琴，活泼伶俐，舞姿优美，这一女生引起了丁腾的兴趣。丁腾看后，馋涎欲滴，不禁兽性大发。晚会结束后，丁腾探知这个女孩是城内南街人，就以威胁利诱的手段把这个女生骗到杨吉六的花厅，结果被丁腾惨无人道地奸污了。这一事件在当时襄樊的震动很大，真是人人愤慨，个个咒骂，但慑于丁腾的威势，敢怒不敢言。后来，襄樊绅民组织缮写了百人以上签名的请愿书，由襄阳驻汉律师王雪鹤和庞静三等人，向蒋介石的武汉行辕持续控告。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蒋介石因追堵拦截徐向前、贺龙率领的北上红军，而视察襄阳的防务到达襄樊。襄樊士民控告丁腾的诉状乘机纷纷投递给蒋介石。蒋介石迫于群情激愤，不得不接下诉状。但怕逮捕丁腾，挠乱军心，所以不动声色，在襄樊时对丁腾接待如常，以免打草惊蛇。直到蒋介石从樊城临走时，借丁腾送行之机，蒋介石示意叫丁腾上车有机密布置。丁腾上车后，蒋立即令随员关上车门开车，这样才把丁腾押解到武汉行辕。在武汉不久，因襄樊绅民一再请愿控告，蒋介石为了安抚民心，平顺群愤，才不得不忍痛把丁腾交法庭审判，在武汉执行枪决。
丁腾死后，姚书琴生活无着，小小年纪因受丁的摧残迫害，可怜竟成为一个双目失明的瞎子。解放后，经过人民政府为她精心治疗，眼睛已逐渐复明。在贯彻婚姻法宣传活动中，姚书琴曾对国民党摧残妇女儿童的这段痛苦往事，进行了血泪控诉。
其后不久，范石生与襄阳当时的专员程泽润倡议：以民办公助的形式筹建襄阳民众电灯厂，杨吉六曾是股东之一。后来，因股东中王占元、叶湘成两人挪用电灯公司的公款一万四千块银元，使电灯厂不能开机，在范石生、程泽润的干预下，公司方面成立了清理委员会，以清理公司的内外款项，杨吉六以股东的身份被推举为襄阳民众电灯公司的清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一九三三年，杨吉六曾当过一任厘金征收局的视察官员，这是通过他在东门外的佃户曹葵茹的弟弟曹经九的关系得到的。曹经九原是号称屠夫的国民党十八军军长陶军的亲信。因与陶军反共有功，从一个号兵逐步提到参谋主任职务。陶军驻湖北时，便在长江上一处叫黄金堂的关卡，放了曹一个厘金局长的肥缺。这时曹经九还没成家，杨吉六就把他的姐夫李华连的胞妹介绍给曹经九当了夫人，为了报答杨的恩情，曹经九奉送了一个厘金局视察官员的头衔，而杨吉六是只拿钱没去上任。
一九三五年农历六月六日，襄河流域发生了一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襄河水位暴涨，襄城周围一片汪洋。襄城的六座城门一概堵死。大北门至长门一带低矮处，已能坐在城垛口洗脚，瓢泼大雨日夜下个不止。襄阳已经成了一座孤岛，眼看洪水即将破城。全城百姓是人心惶惶。为了安定民心，稳定百姓情绪，杨吉六会同全城绅商首士，陪同当时的襄阳专员程泽润，登上襄阳小北门城楼，焚香礼拜，祷告上苍，演出了祭祀江神的闹剧。大水过后，鄂北一带瘟疫流行，死人无数。杨吉六便把他在渔粮坪的一处楸木林砍掉，大约有七、八十棵碗口粗的大楸树，全部做成棺材出售。
一九四○年春，日本侵略军攻占了襄阳城，当时襄阳商会的会长施明煌组织成立了维持会，施明煌出任维持会长，充当汉奸替鬼子效劳。施明煌的儿子施裕龙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第六届特训班毕业生，是国民党特务。他们父子二人都与杨吉六的交情很深，杨吉六当时能够随时出入于维持会。
六、杨吉六的为人
杨吉六一生吝啬刻薄，对佃户、仆役及穷苦群众尤其如此。他姐夫李华连是杨家的世交。李华连的父亲李葆初原是杨家老辈开设的“卫生宏”药号的管事，又是名医，曾为杨家效劳终身。李家原有几百亩田产，到李华连时，因为他吃喝浪荡吸鸦片，家产挥霍一尽。当李华连贫困无靠生活无着，想乞求内弟杨吉六找点生活出路时，杨吉六却翻脸不认人，全然不念世交姻亲及郎舅姊弟的情谊，断然把李华连拒之于门外。
襄阳辛亥首义的刘公，与杨吉六有戚谊关系。刘公死后，刘公的夫人李淑卿把跟随刘公多年的勤务兵叫马高升的介绍给杨吉六当仆人。马高升到杨家后是勤勤恳恳，忠心耿耿地扶侍照顾杨吉六十多年。以后马年老多病，杨吉六不念主仆之情，把他赶出家门。马高升无依无靠，贫病交加，生活无着，只好四处乞讨，结果病死在樊城朝进门的城门洞里。
杨吉六的田产土地遍布襄、宜、南三县各地。都是旱涝保收的上等田产。襄阳西郊七里店的响水堰，就有他一座百亩以上活水田的大庄园。城内马王庙街、韩家巷子有两块几十亩大的红花园。所谓“歪把的正庄”襄阳花红，几乎全都出自杨家。城东渔粮坪及樊城菜集的蔬菜地，过去所谓一季顶三季能榨出油来的油砂地就有几百亩。另外，在樊城梯子口附近，还有两幢从前街直通后街深宅大院的房产出租，家里除了仆妇杂役外，有帐房、管事先生及跑稞的佣人几十人，一年四季为他操持家务，催缴钱粮租稞。而每当佃户送租稞到他家时，杨吉六只允家下伙房给每个佃户“尝”两碗黄酒喝，喝毕走路，连饭也舍不得给吃。
杨吉六一生，除了克守祖业以外，本身创业不多，他的土地田产，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后土改时，还保持在三千多亩（一说仅一千五百多亩，这都是估计数字，因为他的田产分散在几个县，没有确切数字可查）。
七、杨吉六的暮年
一九四九年襄阳解放后，杨吉六闻得市郊各地减租减息，剿匪反霸的斗争很激烈，他害怕群众发动起来了对他清算斗争，于是又象一九二六年大革命时一样，暂时潜逃到钟祥的黄氏亲戚家躲避。可是，钟祥清算斗争地主恶霸的群众运动比襄阳还高涨，连亲戚家已自身难保，他只好又怏怏的回来。
一九四九年的九月份，襄城人民政府，在襄阳县（当时还没划市）县长周勇同志的主持下，在城内青年广场（现在五监狱旁边）召开了几千人的清算斗争大会。杨吉六和他的大女儿被群众押解在台下。愤怒的襄城群众对他们进行了血泪控诉斗争，同时没收了他的财物（仅各式大小皮袄就有七、八十件），分给了贫困群众。
群众斗争大会后，放他回家，叫他老实改造，奉公守法，接受群众的监督管制。一九五○年，发行胜利折实公债时，因为他不老实地认购胜利折实公债，群众才把他解送人民政府，将他关押起来。杨吉六因忧郁恐惧，加上年老有病，结果病死在狱中，终年六十四岁。杨吉六死后，由他的家人领回尸体，还是用他在一九三五年发大水时没卖完的楸木棺材装殓，厝在他家后面菜园里的墙角下，直到襄城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候，因有碍观瞻，才送出城埋掉。
杨吉六死后，他的妻子方氏跟随他小儿子杨有堂生活，以后病死在黄石市。杨吉六有二子二女，大女儿以后与人当保姆到了孝感。二女儿解放后中学毕了业，嫁到钟祥的黄家。大儿子叫杨有壬，解放前学航空机械，是国民党的空军上校军官，一九四八年随国民党空军去了台湾。二儿子杨有堂，一九五一年襄樊五中毕业后考入华中工学院学土木工程，是大冶铜山口十五冶金公司的工程师，黄石市政协委员。
（1987年）爱国义丐——张发祥轶事地方人物
爱国义丐——张发祥轶事

严永农

一九三七年冬，随着抗日战争的烽火蔓延，古老的襄阳城里出现了不少从四面八方涌来的陌生的逃难人群。在这新的人流里，有一个蓬头垢面精神不大正常的壮年人，经常出没在大街小巷及学校门前，时而振臂高呼：“打倒小日本……”，时而捶胸跺足痛哭流涕，这个人就是张发祥。
提起张发祥，现在六十岁左右的老襄樊人大都会记得。听他说话的口音，好象是郧阳一带的人。当他神志清醒的时候，他也喜欢同一些围观的人群谈家常。他说他家是郧阳乡下人，幼年时读过几天书，因家境不好，以后便出外当兵，在军队里当过文书上士，在一次战斗中，队伍与日军交战，队伍被打散了，他辗转回到郧阳家乡，而父母都已去世，年轻的妻子也被当地恶霸夺走，不知卖到什么地方去了，结果他气的得了一场大病，就这样，他才流落出来，漂泊到了襄阳。
张发祥在精神稍清楚的时候，能唱一些鄂北地区流行的民歌小曲，如《调兵》、《孟姜女哭长城》、《探妹》等，同时他也会唱很多抗日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等。白天，他经常在街头向围观的群众反复不断地演唱，他并不直接向观众要钱，每在一地演毕，往往是一些好心的人，看他可怜，而慷慨解囊，给他几个铜板，也有给他一个大饼或几根油条的，还有端来饭菜给他吃的。晚上，他就在街头巷尾领着一大群看热闹的小孩子们说笑，并领着他们学军操，教孩子们唱抗日救亡歌曲，累了，便倒在人家屋檐下睡觉。当时襄樊的各学校都组织有学生抗日救亡宣传队，也有外地来的专门的抗日救亡宣传队，经常在城内街头演出抗日的话剧。张发祥也学他们的样子，除了向围观的群众唱歌以外，经常找几个孩子扮成中国军人，自己扮成日本鬼子和汉奸，叫孩子们把他用绳子五花大绑捆起来押着游街示众，最后扮成被枪毙的样子，孩子们用手假装成手枪，指着他，口里喊一声“叭”，他便一头栽倒在地上。张发祥就以这种方式，来取得观众的掌声和钱物。
一九三八年以后，襄樊迭遭日机轰炸，居民纷纷向鄂北山区逃难，张发祥也随逃难的人群漂泊流浪在老河口、均县、郧阳一带。在这些城市的街头，张发祥仍然同在襄阳一样，以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和假扮被枪毙的日寇、汉奸的方式为生。当时在老河口第五战区出版的《阵中日报》上曾经登载过一篇赞扬张发祥的报道。题目是：《爱国乞丐张发祥，捐款支援抗战》，内容说：张发祥为了支援抗日战争，几年来，用演唱、乞讨所得的零星钱，积攒起来，前后分几次，共有几百元，全数捐献给国家的爱国行动，实可嘉奖。
一九四五年春，张发祥又回到襄樊乞讨，正巧遇上日寇发动的第三次鄂北战役。这次战役，因日军从襄阳西南直逼城下，来势凶猛，城内居民能够逃离的很少，张发祥也被围困在城内。当日军进城的时候，张发祥仍象以往一样，在街头四处游荡。结果在襄阳城内新街中段的管家巷口，张发祥碰上了日军的宪兵巡逻队。张发祥看见迎面来的军队大不相同，手里举着日本的膏药旗，他才知道真的是日本鬼子进城了。他自言自语地说：“过去同学们说打倒小日本，今天小日本真的来了……”。接着，他毫不畏惧地跑上前去，冲着日军举起右拳大喊：“打倒小日本鬼子……”。日军勃然大怒，立即用刺刀猛力向他刺去，鲜血染红了他的身体，但张发祥毫不退缩，还是不断地振臂高呼：“打倒小日本……”！日军恼怒，挥起军刀凶残地砍下他的右臂。他不顾右臂断落，又挥起左臂对着日军狂呼，日寇怒不可遏，随即挥刀又砍断他的左臂，而张发祥仍挺直站立，面对疯狂敌人，虽然他双臂断落，满身血污，但他仍然没有丝毫惧色，并狂怒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寇在这个坚强无畏的中国人面前，一时间也显得手足无措，在万分恼怒的情况下，穷凶极恶地举起屠刀照张发祥的双腿斜劈下去，一霎间，张发祥便倒仆在血泊之中，但是他仍旧没有屈服，在血泊里仍圆瞪双目，咬牙切齿怒视敌人，嘴巴还翕动着断续地喊出：“打……倒……日……本……。”日寇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最后只有几枪将他击毙。就这样，一代爱国的义丐张发祥，便大义懔然地惨死在日寇血腥的屠刀及罪恶的枪口之下。
张发祥死后，被周围的群众偷偷地抬出城外埋葬。他就义的地点就在襄阳城内南街管家巷口吕祖庙的吊楼下面（即现在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大门的西侧）。那里原为一座吕祖小庙，是襄城木业公会的会所，上面有一座吊楼，下面是管家巷口，此地也是张发祥平时晚间栖身的地方。
一九四五年秋，我叔父严振民（原襄樊市友谊街学校校长）从襄阳县立太平店小学回襄探视离乱后的家乡，因我家祖屋在管家巷，家叔听邻里的述说，故知其详。家叔听后，义愤填膺，感慨万分，悲痛之余，曾专门撰文一篇投《阵中日报》，题目是《义丐张发祥牺牲记》。兹特再记之，以补陈涛石文中有关张发祥惨死日军屠刀下之事。
（1987年）我所知道的李朗星地方人物
我所知道的李朗星

段祖国

李朗星，字文斗，生于一九○二年，排行老二，襄阳东津人，地主家庭，族大人众，在当地有一定的权势。
他始于私塾，继转入襄阳县立模范高等小学，读至中学，大学肄业，后即从戎。
一九二四年，于国民革命军第十师某团团长方殿甲的团部充司书、见习参谋（李、方系襄东同乡）。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时期，该部在武汉溃败后，李即回襄。未几时，在西北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方振武部创办的军政学校充教官。后随军北行。一九三二年，又回襄阳。当时襄阳县境内土匪猖獗，到处烧杀抢劫，民众惶恐终日，李视此情况为有利可乘，即以“欲为民除害，而安生业”的旗号，马上联络邻乡曾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军军官学校的军官王坚（地主）和南乡欧庙康家湾的康克明（地主家庭）及在乡军人刘仲汉等人，并利用他们拥有的枪支、人财权势，组织地方自卫队。李自任队长，王坚任副队长，刘仲汉、肖大诰、李明昭等人任分队长。全队约一百五十人，大肆宣传，凡为匪欲意收编者不究既往，骗得当地有名的土匪关兴启归顺，关至东津与其接谈，饭后于厕所内，乘其不备将关击毙，继又歼数股小匪。自此，李的名声大振。
一九三三年，湖北省第八区行政督察员兼保安司令公署，拟成立区保安大队时，经绅士杨君谟等人举荐，专员刘骥即将李朗星的自卫队改编为区保安大队，并委任李朗星为大队长，王坚为副大队长，刘仲汉为大队副官，康克明为第一中队长，肖大诰为第二中队长，李明昭为第三中队长……。全大队的兵员迅速扩充到五百余人。此后，李朗星在地方剿匪中作出了一些成绩，赢得了专员刘骥的信赖，即保送李赴江西庐山鄂、豫、赣、皖四省自卫部训练班训练六个月，结业回队后不久，即逢湖北省保安司令部要在全省成立十八个保安团，下令各区专署所属的区保安大队均归编于各省保安团，八区保安队即编入省保安第十团（后改为省保安四团），李朗星编任第四营营长（各中队长为连长）。编入近半年时间，该团团长李如苍有消息要调离（李如苍系八区保安副司令兼省保安十四团团长），李即认为是往上爬的良机，于是就向家族各户请资助，便赴省贿通省保安司令丁炳权，给予提升团长。当李如苍调离后，李即被任命为省保安第十四团团长。李接替团长后，即进行人事调整，即马行健（襄阳人，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任副团长，严德修任团副，刘仲汉任团部副官，肖伯川任团部军需主任，康克明任第一营营长，肖大诰任第二营营长，第三营营长由李明昭代理（系李朗星侄儿），全团官兵更换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更换后多系襄阳县及邻县人。在此期间李朗星被调往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学员队受训六个月，结业仍回该团任团长。一九三八年春，省保安第十四团整编为省保安第四团后，即调郧阳专区驻防，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实为纵容官兵抄抢。郧阳地区民众深感不满。
一九四○年初春，该团复调回襄阳。是年五月，日军进犯襄樊时，李朗星率全团官兵，于唐河西岸的上刘集、洪山头一线布防阻击，在战斗中，击毙伤日军连队长一名和官兵三百余名。
一九四一年，湖北省政府以李朗星抗战有功，即令兼襄阳县县长。犹如虎添翼，既有军权，又掌握了地方行政、财政大权。他利用权力，以加强地方自卫队组织为由勒令县属各区乡民众筹款购买枪支，以扩大自己的实力并推行保甲连座，严防异党（指共产党）活动，充分暴露他反人民的本质。
一九四二年春，李朗星被免去兼襄阳县县长的职务，调任湖北省第三区（随县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兼第五战区游击第九挺进纵队司令。该纵队由第三区保安副司令柳名都兼纵队副司令，马行健为纵队参谋长，孙曲武为第一支队支队长，肖大诰为第二支队支队长，李明昭为第三支队支队长，全纵队官兵约计五千人。专署驻随县环潭镇，第九纵队驻洛阳店、三里岗一带。李复兼京（山）安（陆）云（梦）应（城）四县剿匪（指共产党）指挥部指挥官，集结各地方武装，袭击新四军领导的地方行政组织，搜捕共产党人，破坏团结抗日，并加紧征粮、加税，不堪民负，遭致当地民众的极大愤恨和不满。
一九四三年夏，李朗星被调赴第五战区高级作战人员训练班受训三个月。
一九四六年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奉令将湖北地区直属的第三、六、九游击挺进纵队调新疆统一整编，令李朗星负责率领前往交接，当交接手续完毕后，李即调任新疆哈密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一九四七年秋，被选为国民党大会的代表，是年冬季复调任为湖北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兼华中剿匪总司令部中将高级参谋。
一九四八年元月华中第五绥靖区司令部在襄樊成立，司令官康泽到襄樊后，视察所属部队兵力部署情况，为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指令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李朗星，速饬令所辖各县县政府、县自卫总队部，加紧整顿县保安警察大队和区乡自卫队组织，以配合驻军严防共军的窜扰，并组织部分兵力对已解放的区乡进行扫荡以摧毁共产党的基层地方行政组织。专员李朗星遵照上述指令精神，当即召集各县县长、县自卫队常务副总队长、县保安警察大队长、县警察局长等有关人员进行了传达，对县属各单位作了具体工作布置。会后各县也作了战斗动员，立即整顿了县属各区、乡自卫队组织，增强了防范自卫队力量。襄阳县的区、乡自卫队在配合驻军对襄北解放区、乡进行多次围剿中，均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伏击，死伤惨重。溃散的区、乡自卫队的残余只好进驻樊城近郊整补。是年七月初，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对襄樊地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这时驻守襄樊的国民党军队，仅有整编第十六师的一六四旅和新成立的一O四旅（该旅不足一个团的兵力），连同襄阳县区、乡自卫队残余近三千人。樊城被突破，退守襄阳城防和外围山防，山防又被攻占，只好弃山守城。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康泽命令，除留守城部队外，集中兵力分三路夺回山防阵地。当时李郎星即令襄阳县的残余区、乡自卫队合并组织成三个大队共两千余人，由襄北自卫大队刘海波统领攻夺羊祜山，李亲自指挥。当襄阳县区、乡自卫队爬至山腰时，即被山上解放军的炮火所阻击，自卫队官兵死伤惨重，残余又退回城内。七月十五日夜，人民解放军向襄阳发起了总攻，西门被攻破。十六日国民党部队和襄阳县区、乡自卫队全部被解除武装，襄阳解放。由此襄阳县区、乡自卫队组织彻底覆灭。李朗星化装（着黑色制服）为教师混入人群逃出城去，即赴宜城，以待援军。七月下旬，国民党整编二十师杨干才部奉命进驻襄樊地区，李即随该部复回襄阳。回襄后，即迅速恢复各行政办事机构，加紧征兵、征粮重建地方武装组织。襄樊第二次解放前夕，第十三绥靖区所属部队奉命令撤离襄樊，李带领专署一班人马和襄阳县临时拼凑起来的自卫队，即随军再次逃宜城，集结五区所辖各县的保安警察大队和区、乡自卫队，准备继续顽抗。由于战情的急剧变化，李不得不带领地方自卫队，尾随十五军部队再撤至南漳山区。当李所带领自卫队（共四千余人）行至南漳董家集时，遭受到江汉军区解放军独立十五团的伏击。李只身逃到襄乡，扮作花贩，沿襄河小路逃往沙市后，即乘船赴武昌省政府请示工作，省政府决定增补李为湖北省政府委员会委员，并任命为鄂北行政公署主任。一九四九年二月，李前往保康县成立鄂北行政公署，以所辖的南漳、谷城、保康、均县、郧阳、房县等县的保安警察大队和自卫队调集保康，整编为湖北省保安第七旅，共六千人。不久，湖北省政府主席朱鼎乡兼第三兵团司令，李刚组织起来的保安第七旅即编入三兵团，暂编第八军，建制为暂编二十四师，李郎星任八军军长，曾宪成任副军长。该兵团属川鄂边区绥靖主任公署主任孙震指挥（绥靖主任公署驻四川万县）。是年十一月初，李即赴万县向川鄂绥靖主任公署交涉全军冬季被服、军饷、武器、弹药问题，时值重庆告急（湘西人民解放军直逼重庆），李携妻女赴重庆，并于西南军政长官署借得军饷三万银元。重庆解放前夕，李又携妻女从重庆乘飞机逃到成都。成都和平解放前数日，李再携妻女于新津搭航班离成都经昆明、香港去台湾，后因病死于台湾。
忆杨威烈士地方人物
为国扬威青春壮美
——忆杨威烈士

胡山欧阳辉袁哲

　　杨威是抗日战争时期鄂豫边区著名的女英雄。她以自已的青春和热血，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谱写了一曲威武不屈、坚贞高尚的青春壮歌，被誉为“襄阳的赵一曼”。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原鄂豫边区党委代理书记陈少敏，生前都曾热情地称赞她是“中国人民的英雄，共产党的好儿女。”
　　我们是杨威的亲密战友，有责任将所知道的她的情况作一回忆，以便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瞻仰杨威烈士壮丽的人生。
欧阳英——欧阳克敌——杨威
杨威，原名欧阳英。1921年10月8日生于湖北襄阳欧庙文垴村一个读书人家庭里，父亲是中学教员，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乳名三秀。抗日战争爆发时，欧阳英在省立(襄阳)第五中学念书。1936年，鄂西北抗日群众救亡运动高潮掀起，她经常与同学们一起上街演戏、唱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是当时学界组成的“襄阳各界抗敌后援会学生工作团”的活跃分子。她喜欢读书和唱歌，参加了“读书会”、“歌咏队”，在学校地下党员的影响下，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同年7月，党组织动员她和周亦群、徐涛等同学投笔从戎，报考第五战区张自忠将军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干部训练班。
武汉沦陷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移到襄樊(后移到老河口)，鄂西北成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前沿阵地。中共与五战区当时统战关系较好，许多著名进步文化人士如钱俊瑞、曹荻秋、胡绳等都在鄂西北从事抗日活动，组成了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着日益高涨着的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司令长官李宗仁为从事军队政治工作，也成立了一个“政治工作队”。于是，在干训班教官、共产党员曹荻秋的带领下，欧阳英、袁哲、王志超、傅萍第一批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被分配到五战区“政治工作队”第七中队报到的时候，欧阳英出于年轻人抗日救国的高度热情，改名为“欧阳克敌”。这个名字，曾经引起一些人的兴趣和议论：女孩子的名字，为什么要叫“克敌”?欧阳克敌说：“克敌是我的誓愿!”
　　欧阳克敌在政治工作队第七中队，满腔热情地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军队的“恐日”情绪与某些腐败。她从秘密渠道得到一些进步书刊，从中汲取营养，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延安、八路军、新四军的向往。党在关怀着每一个进步青年。地下党支部指定袁哲、周亦群、傅萍等同志专门培养欧阳克敌。接触多了，欧阳克敌与袁哲等成了知心姊妹。她开始悄悄打听怎样才能成为共产党员，有什么办法能够去延安学习。
　　这期间，在五战区政治工作队中，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反共活动逐渐加剧。这些人到处散布恶毒谩骂和攻击共产党的言论。欧阳克敌性格泼辣大胆，听不惯邪言恶语，常跟三青团骨干分子争吵得脸红脖子粗。174师政治部主任侯少林曾惊呼：“欧阳都跑到我这里宣讲马列主义来了!”
　　1938年，在襄阳钟鼓楼图书馆里，欧阳克敌同徐涛等同志一起，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她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时年18岁。
　　欧阳克敌入党以后，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一次，当她听到特务们要搜查曹荻秋的住房时，便及时报告了党组织。在袁哲、欧阳克敌的共同掩护下，特务们的阴谋破产了。
　　1939年5月，日寇进攻随县、枣阳，逼近襄阳，前方战事吃紧。政治工作队的各中队也被派到五战区所属的各部队中去做宣传工作。欧阳克敌跟袁哲一起到了桂系84军174师政治部。袁哲的公开职务是政治工作队队长，欧阳克敌是队员。
　　在前方，欧阳克敌全力以赴地做着抗日政治工作。她经常活跃在连队里，深入到战壕中，唱歌、演戏、讲演，白天黑夜连轴转，向士兵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她火一样的热情，感动了许多正直的爱国官兵，激起他们的民族义愤，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们的注意。174师的政治部主任侯少林曾布置三青团特务监视她。
　　党组织考虑到自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各地反共磨擦事件日趋激化的客观形势，决定撤退一部分在国民党部队里“露红”的地下党员，欧阳克敌也在被撤退之列。
　　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欧阳克敌和另外五位战友一起从鄂西北老河口出发，途经河南邓县，跋涉半月，到达当时我党在豫南的红色战略支点——确山县竹沟镇。
　　欧阳克敌到了竹沟，什么都觉得新鲜。她看到新四军中平等的官兵关系，根据地内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这些都是在国民党军队里前所未见的。使欧阳克敌感动最深的，是中共豫鄂边区党委(习惯上称河南省委)的组织部长陈少敏大姐，对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大批青年所给予的亲切的勉励和政治上的关怀。欧阳克敌下决心，要向陈少敏大姐学习。
　　以后，党组织把欧阳克敌分配到竹沟教导大队青年训练班学习。去青训班报到时，她又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杨威”。当别人问她为什么要改这个名字时，她说：“让青春为祖国扬威!”杨威，就是“扬威”的谐音。
　　杨威无论是参加学习、训练、劳动、宣传与组织群众，事事积极，时时争先。其间，她结识了许多青年挚友，其中有“新兵队”(即党校)支部书记胡山同志。
“到敌人后方去!”
“竹沟惨案”发生后，1939年11月中旬，在四望山，杨威得知要跟随陈少敏大姐向敌后挺进的消息，高兴得跳起来了!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哪里出现有杨威的身影，哪里就可听到她激昂嘹亮的歌声。
从四望山往南便是敌占区。为了解决给养，陈大姐布置大家到几十里外去背米。几天的连续行军和背米，大家都很疲乏，而杨威却赶前跑后，做宣传鼓动工作，她的歌声，仿佛就是大家的进军号。
陈少敏率领的这支干部队伍，由四望山往鄂中敌后进发。
一路上，杨威是多么地高兴啊!但她不再像原先那样歌声不止了。因为到了敌后，常常距敌寇据点很近，环境不允许纵情歌唱。未到过敌后的青年，过去只知有敌后，敌后究竟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谨慎和小心，是大家互相提醒的首要注意事项。
　　沿路要过十几道封锁线。杨威和同伴们听说过，过公路就是过封锁线。开始，离开公路还有二三里路就整理背包、腰带，一到了公路边，就急速地向前跑。过了几条公路以后，加上一些到过敌后的老战士给大家介绍过公路的经验，大伙也就觉得过公路也没有什么神秘了。杨威虽是一个新战士，却像老战士一样老练，虽是一个女同志，却像男同志一样勇敢、镇定、沉着，一会儿帮助这个背行李，一会儿又鼓励那个不要怕。她说：“敌人没有三头六臂，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到了湖北安陆青龙潭，部队作短暂的停留。青龙潭是一个小集镇，位于安(陆)应(山)随(县)交界的白兆山麓、　日水之畔。这个地区是连接豫南、鄂西北、鄂东、鄂中的咽喉。豫鄂边区党委决定在这个地区成立安(陆)随(县)工委，把胡山、杨威等五六个干部和一个班的警卫武装留下来，就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公开名义是“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青龙潭留守处”。胡山任工委书记兼留守处政治委员，杨威任民运委员。
　　当时的鄂中，日寇横行，伪军遍地，土匪、“司令”多如牛毛，还有地痞流氓，鱼肉乡里，无恶不作，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斗争环境十分恶劣，斗争任务极为艰巨。要在这样的情况下挑起整个工委的民运担子，对于一个年轻姑娘来说，的确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战友们出于关心、照顾，提议让杨威到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去工作，但杨威坚决不同意，坚持要到敌伪顽势力复杂的烟墩店地区去做开辟工作。
　　工作刚开始，杨威和同志们就经受了一次意外的考验。一天晚上，工委正在开会，村口突然响起了狗吠声，有人接着喊了声“小日本人(即伪军)来了!”工委干部立即纷纷撤离会场。由于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紧急情况，不免有些慌张。有的从后门上了山，有的越墙钻进树林。可是杨威呢，她冷静地藏起了桌上的文件，当“砰砰”的敲门声响起后，她才不慌不忙地到房内找了一个使敌人找不到的地方隐藏起来。
　　这次进村的原来是维持会的几个带枪的便衣。群众为了保护党的工委，机智地把敌人应付走了。杨威那种临危不惧的勇气，处理紧急情况的沉着态度，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当时，她根本不像一位小姑娘，而像一位久经磨炼的老战士。
　　此后，杨威经常单独在青龙潭、烟墩店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十人团”，扩大武装，建立地方党组织。经过短短三个月的努力，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了，工作局面打开了。安随工委的地方抗日武装，也由一个班发展成为拥有三个中队、二百余人的安随大队，其中有一个中队，即是来自杨威工作的地区。战友情深
在战争年代复杂环境中工作，大家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个人生活问题往往无暇顾及。那时财政经济非常困难，大家都过着粗衣淡食的清贫生活。冬天到了，杨威还穿着单薄的衣裳，没有女式的，只好用男式袍衫御寒。由于敌情紧张，她有时一夜要转移好几个地方。钻进稻草窝里睡觉是家常便饭，大家戏称为“黄花焖肉”。
　　一个深冬的夜晚，工委的干部们在一间屋里正围着火炉准备开碰头会。杨威推门进来了，腋下夹着一包衣服。
　　“衣服?!哪来的?”同志们高兴地喊了起来。
　　杨威笑而不答，只是把一件件衣服分发给大家。一直到后来才搞清楚，原来是她利用一些“打汉奸”得来的白布，用土灰染了染，和“抗日十人团”中的妇女团员一起赶制出来的。
　　当大家都穿上新衣服的时候，却发现杨威穿的依然是原来那两件补了又补的旧衣服。这位革命队伍里的小妹妹，此时俨然成为战友们的“大姐姐”了。
　　在这段日子里，包括陈少敏在内的许多人曾经正式和非正式的关心过杨威的个人问题，在共同战斗的革命队伍里，杨威也跟知心的女朋友倾吐过在自己心中孕育着的爱情萌芽。然而严峻的斗争环境，繁忙的革命工作，使杨威顾不上安排自己个人的生活。当时，她曾经对挚友作过这样的表白：“个人的恋爱，应隶属于革命事业。祖国胜利之日，就是我的幸福之时!”
迎难而上
1940年春，杨威调到京(山)安(陆)县委工作。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反共高潮，处于敌伪顽夹击中的鄂豫边区，形势十分吃紧。
特别是鄂豫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的京(山)安(陆)地区，敌伪顽的军事进攻和特务暗害活动异常猖獗：川军一部两度攻我大山头根据地；国民党顽固县长连续杀害我区委书记和区长3人；日伪偷袭桑树店柏树黄村时，用刺刀戳死我28名青壮年群众。
在这时局极为艰难的时刻，杨威毅然迎难而上，带着几个工作队员奔赴南安乡去做开辟工作。
南安乡是同云梦、应城接界的地区。敌人在离此不远的巡店和胡金店设有两个大据点。杨威带着几个工作队员勇敢地在日伪军的眼皮底下活动。敌人进行“扫荡”，她们转移到日寇据点附近去“贴烧饼”；汉奸有活动，他们便及时给予严厉的制裁；国民党的特务来了，她们分别情况进行统战工作或予以处置。
杨威是个外来干部，对南安乡的情况开始并不熟悉，但她能紧密依靠群众，并发挥自己的特长，通过访贫问苦，宣讲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讲抗战必胜的道理。她召开了动员群众抗日、反对内战大会，在“抗日十人团”的基础上组织起了儿童团、妇救会、农救会等群众团体。于是，她便有了群众，有了依靠，有了基地。
县委十分担心她的安全。得知安陆顽固派县长彭炳文派便衣队杀害了我青龙潭区委书记王明时，县委书记胡山曾同杨威谈过一次话，告诉她京安的复杂形势，并希望她提高警惕。当时，杨威瞪大眼睛，目光中仿佛喷射着火焰。她没有流露出一丝悲伤和软弱，只短短地说了一句：“革命是要流血的，但革命者的血不会白流!”在她的心中，是没有“危险”二字的。
她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等抗日地方工作中去。在粉碎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杨威兴高采烈地组织群众开展劳军运动，她和大家一起挑着鞋子、猪肉、大米，还有巡店佳肴“白花菜烧肉”，到大山头、白兆山去慰劳我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将士。
杨威那不畏艰险、知难而进的奋斗精神和身先士卒的模范作用，受到同志们的称赞，在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无不受到良好的熏陶。
抢挑重担
南安乡的工作，虽然中间几经曲折，但终于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使它成为京安县委的可靠根据地——夹河洲的一个组成部分。
1941年夏，京安县委根据安陆桑树店一带敌顽我之间“三角斗争”特别尖锐的局势，决定由一位县委委员带队去加强桑树店区的工作。杨威主动请战，又抢挑了这幅重担。
欧阳辉当时是桑树店区的区委书记。当她得知杨威将来桑树店指导工作时，非常高兴，因为她们彼此十分相好。她们是这年春在京安县委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开会时认识的，真是一见如故，彼此就像同窗挚友，亲如姊妹。杨威就是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县委委员、妇女部长的。
9月初的一天，将近傍晚了，欧阳辉正忙着筹备区党代会，杨威风尘仆仆地来了。她身着一套兰色土布便服，背着一个土布小挂包，俨然是一副本地土生土长的干部打扮。见到杨威，欧阳辉和区委的同志们喜出望外，大家不约而同地迎上前去，跟她亲切握手，问长问短。板凳还没有坐热，杨威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工作。她听取了区委同志的汇报，接着又找群众开座谈会，以至连她平时常说的“例行公事”——吃饭这件事也竟然忘记了。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才结束。
在敌伪四面包围，离敌人的据点只几里路的游击区域，要开一个70余人的区党代表会，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杨威的布置下，会议开得很成功。对于安全问题，杨威的根本思想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她的指导下，区委组织了情报传送小组和民兵武装，发动群众议订了包括不去敌占区探亲访友、不接待外地客人等内容的“抗日公约”。会议期间，在会场周围的湾村和交通要道，都设置了各种形式的群众盘查哨，夜晚和拂晓，由区中队向敌战区方向派出流动小组，以监视敌人的行动。
这次区党代会上，杨威代表县委作了政治时事报告，使与会代表懂得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大形势；懂得了边区的斗争任务；懂得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明确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和完成的办法。她的报告采用了生动的群众语言，讲得深入浅出，使每个代表(大多数是农民同志)听得十分入神，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边区党委组织部长杨学诚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听了以后，对她的报告很赞赏。他说：“想不到一个黄毛丫头，竟能做出这样的好报告!”
　　党代会以后，桑树店区的工作发展很快。在短时期内，我党的政治影响就扩展到敌伪据点雷公店附近了。为了巩固桑树店区的工作，杨威又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根据她的请求，县委批准她到桑树店西北方向的王家店一带敌后地区工作。这个地区，被称为是敌伪顽共管的“殖民地”。晏永宽、谢指良、许友详、雷镜若等顽伪匪特合一的“黑匪”，经常在雷公店、罗庙、巡店、桑树店、木梓村一带，专门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杨威工作的新区，对于京安抗日根据地是否能够继续巩固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杨威这位铁姑娘，又刚毅地挑起了这副千斤重担。不幸被捕
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安陆晏永宽等“黑匪”时常采取深夜奔袭的办法来捕杀我地方工作人员，手段极为残忍毒辣。吴华琬、喻玉华、舒赛、王中生、方明华、腾蛟等一批区委干部先后被捕，他们中除少数侥幸脱险外，大多壮烈牺牲。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抗日群众惨遭毒手。面对险恶的形势，杨威毫不气馁。她夜以继日地投入到更加艰苦的战斗。
中秋节前的一天，杨威曾去看望在附近野战医院治病的挚友——袁哲。袁哲再三嘱咐她：一要注意身体；二要注意情况……。杨威很认真严肃地说：“我的身体，很好。情况严重，但革命需要斗争!”
农历8月15日晚，欧阳辉与杨威曾在一个叫丁家湾的村子里相见。时值中秋，皓月当空，两人还手挽手地到村外散步。踏着朦胧的月色，嗅着泥土的芳香，杨威轻轻哼起了一首她自己编的《黄莺之歌》。歌中，杨威把桑梓树象征为可爱的家庭，把黄莺的欢快歌唱比喻为一位战士对故土的眷恋。
唱完歌后，杨威又跟欧阳辉谈起了抗日战争由相持到反攻的必然转变，谈起了革命胜利的前景。
这天晚上，欧阳辉、杨威共宿在小丁家湾。翌日早晨，两人分别外出开会，并相约到大丁家湾碰头宿营。
杨威走遍了她管辖的许多村庄。晚上，因为她要在大堰角村召开一个干部会，来不及回大丁家湾。她便同与会干部十余人临时决定住宿在我抗日民主县政府交通员李贵和的家里。李贵和的妻子是村妇救会会长，与杨威关系很好，她们和衣而睡。
可是，就在他们刚躺下不久，村外突然响起了急骤的狗吠声和杂乱的脚步声。杨威和战友们刚要往外冲，便被已经团团包围屋子的“黑匪”逮捕了。这次被捕的共有12人。只有一个躲在厕所屋梁上的干部得以脱险。
这一夜，欧阳辉没有合眼，一直在为战友的安全操心。
天快亮的时候，欧阳辉接到了农救会员送来的情报，才知道出了事，顿时怒火中烧。欧阳辉立即命令区中队紧急集合，并亲自率领着往大堰角一带去追击“黑匪”。但终因情况不明，除了在大堰角附近的稻田里拾到一些文件和日记碎片外，得不到任何消息。欧阳辉及时把情况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同志在接到桑树店区委的报告后，立即派侦察员进行调查，这才搞清杨威等是被“黑匪”晏永宽驻罗家庙的一个中队抓去的。伪中队长叫丁启国。县委十分关心杨威等人的生命安全，大家群策群力，制定了营救的方案。但是由于时间的短促，未能实现。
英勇就义
杨威被抓到罗家庙据点以后，丁启国气势汹汹地开始了审问：
“你叫什么?”
“抗日!”，
“什么?”丁启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叫什么名字?”
“知道了还问什么?你们这些汉奸土匪!”杨威毫无惧色。
“你们天天喊抗日，把日本人抗走了没有?”丁启国厚颜无耻地说。
杨威愤怒了!她怒斥道：“不是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人民早把日本强盗赶走了。只有无耻的东西，把日本人当老子，为日本人效劳。你是中国人吗?!”
　　“我们是‘曲线救国’的队伍，哼……”丁启国的脸上立即露出了奸猾无耻的怪笑。
　　“呸!”杨威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她早就看见“黑匪”墙壁上挂的一面日本膏药旗。她呼地一下冲过去，把它一把扯了下来，丢在地上用脚猛踩!她还大义凛然地嚷道：“畜生!把你们头上的汉奸帽子也拿下来，让千人踩，万人踏!”
　　“审问”杨威的这一天，正是罗家庙逢双集日。审问的地, 点在街头“黑匪”住的一座房内。杨威的正义声音，房外的许多群众都听得一清二楚，大家感动得热泪盈眶。
　　脸色气得红一阵白一阵的丁匪，恼羞成怒，命令四个匪徒将杨威按倒在地，一连打断两根扁担。但淫威并不能使杨威屈服，她依然坚贞不屈，骂不绝口。
　　丁匪并不死心，毒打之后又继续挑衅地审问道：“你是什么职务?为什么要当共产党?”
　　杨威义正严辞地说：“狗东西!你们还不明白吗?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拯救人民出水火，也正是为了消灭你们这些败类!……”
　　匪徒们黔驴技穷了，除了滥施刑罚外，没有一丁点能耐。而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杨威始终表现出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敌人恐惧了，只好把杨威押回罗家庙的庙内牢房，绑在一根柱子上。战友们难过地流下了泪水，帮她整理一下衣服，抹去脸上的血水。杨威镇静地对同志们说：“没有什么难过的，反正是个死!为祖国、为人民而死，是值得的。敌人、汉奸是早晚要受到惩办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是日晚，我京安县行政委员会主任(即县长)鲁明健和县大队长吴天成率领京安大队攻击罗家庙据点。由于敌人依托寨内的工事，我军未能攻入。
　　当我军攻击的枪声打响后，被捕的同志猛地站了起来，高兴地欢呼：县委来救我们了！此情此景，说明同志们是多么兴奋啊。
　　杨威听了一会儿，沉着地对大家说：“听枪声，是我县大队。我们很感谢党和同志们对我们的拯救，但硬攻伤亡太大，不好，我不希望这样。”
　　枪声停了之后，有的同志叹气。杨威又再三向他们说：“别这样，党为了拯救我们若是付出大的代价，实在不好。”
　　1941年农历8月18日(公历10月8日上午11时，匪徒们把杨威绑赴刑场。杨威面不改色，慷慨赴死。匪徒们把杨威的衣服撕下，只让她穿一条短裤，光着身子，脚下穿双草鞋。与难友们临别时，难友们都哭泣了。杨威毫不畏惧，反而更加从容。她身手被绑，只能以摇头的方式甩动着整理了几下头发。她微笑而安详地向难友们说：“再见吧，同志们!不要难过，我要上刑场了。为祖国、为人民而死是光荣的!革命一定会胜利的!敌人和汉奸，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当时，有一位一同被捕关押的女同志，名叫姜英(即张兰英)，哭得最厉害、最伤心。杨威很镇静地嘱咐她说：“姜英，放坚强些，一定要看到将来中国革命的胜利!”
　　杨威，就是这样在难友们的哭泣声中，被敌人拖出了牢房，推向罗家庙小街。小街上的群众看见此种情景，或显出愤怒的目光，或含着悲哀的眼泪。杨威挺起胸膛，满目怒火，一边走，一边向群众大声地呼喊：“乡亲们，汉奸马上要杀害我了!日本人是站不长的!你们现在看到我们死，将来也一定会看到日本人的惨败，看到汉奸们可耻的下场!中国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中国人民的抗战，是一定会胜利的……”
　　杨威被带到刑场，仍高喊着口号。丁启国向她身上连捅了三刺刀，她仍然挺立未倒，怒目而视。她用最后的气力高喊：“中华民族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匪徒们又向英雄杨威的咽喉捅了两刺刀……
二十年后的1962年3月，敬爱的陈少敏大姐从北京来湖北，曾领着胡山等同志寻找杨威烈士的遗骸。根据老战友的回忆和当地群众的指引，在罗家庙山坡下的一条土沟附近，挖出杨威烈士的遗骸。是年，安陆县人民政府在烈士就义处修了墓，树了碑。从那以后，每年清明时节，总有人前来扫墓，在烈士墓前献上束束鲜花。
胡山1941年任中共京安县委书记，建国后任建设厅副厅长等职。
欧阳辉（女）湖北云梦人，1922年12月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鄂豫边区历任县委妇女部副部长兼区委书记，鄂中地委试验区区委书记。中原突围后赴东北，任辽东复县妇委书记。建国后，历任共青团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组织部长、中国农村工会全国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81年7月27日因车祸逝世。
袁哲（女）襄阳县泥嘴镇人，杨威烈士的亲密战友，也是杨威烈士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建国后曾任中南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局长等职，为杨威烈士的英雄事迹撰写了大量资料。追寻县委委员杨威的足迹地方人物
追寻县委委员杨威的足迹

肖成强

　　我在安陆市桑树乡政府机关借一辆自行车，沿砂石公路直奔洪山村，路旁的小麦已齐了穗，薄膜覆盖的早稻秧显得翠绿油嫩，小山岗上松林中，不时传来婉转的鸟鸣，这便是1997年4月的洪山村。
　　洪山村位于安陆市西南角，紧靠京山县、应城市，是三县交界之地，全村30来个自然村湾，散落在一片岗地之间。村以境内丘陵岗地多红色土壤而称“红山”，后来不知怎么演变为洪山，其实，它真应该叫“红山”，因为这片土地，抗战时曾经是共产党县委机关常落脚的根据地。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1940年，这一带人烟稀少，地瘠民贫，离这里20多公里的古城安陆正插着膏药旗，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这座历史上一直是州、郡、府治所的日本侵略军，表面上凶焰仍旧，其实已初显败象。因为一群人正在把贫苦农民的心凝聚起来，在偏远的乡村为侵略者掘墓。
　　1940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京安县委员会，从县委书记到交通员，就常在这一带活动。今天的人，听到现在不存在的“京安县”，可能觉得奇怪，这就是共产党根据地的显著特点。当时以延安为中心的党中央所在地，叫陕甘宁边区，也就是陕西、甘肃、宁夏交界地带，李先念创立的鄂豫边区，就在湖北、河南交界的地区，这里的京安县，也就是京山、安陆交界地带。后来，一度成立过京、安、应县，即京山、安陆、应城交界地带。
　　1941年间的一天，一个衣着与百姓一样的人，从京安县委驻地往桑树店的路上走，这是一位20岁的姑娘，中等身材，圆脸大眼，留一头短发。她就是中共京安县委委员、县委妇女工作部部长杨威。
　　这一年，中共京安县委决定在桑树店区召开党代会，这是桑树店一带第一次召开共产党的代表会议，也是中共京安县委第一次召开区党代会，参加会议的代表怎么产生、会议的议程是什么、会议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些今天看来，每位在机关工作的干部都能说出来，但在当时，却是十分生疏的一桩大事。更重要的是，离桑树店40里外的安陆县城，驻着日军的一个大队，15里外的巡店镇上，住着一个小队的日军，还有名义上受国民党指挥，对付共产党却总与日本人互相配合的国民党地方部队，更不用提那些按“曲线救国”理论听日本人命令的伪军，无论哪支武装，枪炮人数都大大超过当时还很弱小的中共京安县委武装。
　　在这一带的众多与共产党为敌的武装中，还有一支大队长叫晏永宽的武装，他们以离桑树店40多里的大山头一带为据点。这个晏永宽，乳名“土垡”，绰号“黑鱼”，京山县晏店孙家林子人，1903年8月生，抗战初期于兵荒马乱中拉起了一支队伍，1939年，被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收编，1940年2月又投靠国民党，1941年6月公开投降日寇，时任伪安陆县保安总队第二大队自卫团副团长。他的手下有一个中队长，叫丁启国，带着20来人，以罗家庙小镇为据点。
　　险恶的形势，生疏的任务，令入党不久、没读多少书的桑树店区的共产党员们，急切地盼望县委派人来指导。那疾步行走在路上的杨威，就是县委派来的干部。
　　她在半年前召开的京安县第一次党代会上，当选为县委委员、妇女工作部部长。
　　80多里小路，年轻的女县委委员仅用大半天就走到了。
　　20岁的女县委委员杨威，一到桑树店，就跟同志们一起紧张地工作，从代表产生、议程安排、会议报告、举行会议的方法，她都一一讲出来，教桑树店区委的同志们怎么做，因为她已经当了半年多的县委委员。
　　其实，为保证区党代会开好，当时更重要的，却是安全问题。杨威拟出了几条纪律，又一一讲给桑树店区委的同志听，还解释为什么要规定这些纪律并严格执行。因为，残暴凶狠的强敌就在不远的地方，如果被敌人探听到会议的地点、时间，我们的损失就惨重了。
　　布置完了这些，留着短发的杨威，才稍稍吁了一口气，接下来又研究与会代表的吃饭、住宿等事，桩桩件件，杨威都作了安排。
　　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乡镇开一个会，只需办公室的几个人忙一阵就行，至于吃饭、住宿，一切不必操心。然而在当年，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加倍注意，安排得尽量周密，这对于一个建立党组织不久的新区来说，其难度是今天不可想像的。
　　幸好县委派了这位年轻的女县委委员来了，她象一位多年从事领导工作的干部，把这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
　　56年后的今天，我已无法找到当年参加过中共桑树店区第一次党代会的人，只能从老同志的回忆录中追忆杨威同志指导这次会议的风采。在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中，都说这次会议开得“圆满成功”，会上，杨威还代表县委向代表们作了报告，报告中提到了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全国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更多的，是讲京安县人民群众觉悟起来，奋起与侵略军斗争的现状。
　　杨威作的报告效果如何，老同志们的回忆录中提到这么一件事。与杨威同时参加桑树店区党代会的，还有中共鄂豫边区党委组织部长杨学诚，他听完了杨威的报告，说了这么一句赞语：“想不到一个黄毛丫头，竟能作出这样好的报告。”
　　的确，我们在了解杨威当年工作成绩的同时，只要想到，她当时年仅20岁，就令我们肃然起敬。
　　老同志们的回忆录中还提到这么一件趣事，9月21日中午，桑树店区党代会闭幕式正在举行，主持会议的是区委书记欧阳辉(也是位20多岁的女同志)。突然，天色暗了下来，各个村湾，都响起一片敲锣打鼓的声音。人们大声叫喊：“天狗吃日了。”
　　我查了一下有关的天文书籍，那天在安陆一带，的确发生了日全食。按本地传统风俗，老百姓称日全食为“天狗吃日”，人们必须设法拿东西来敲响，没有东西就大声呼喊，吓跑了“天狗”，太阳就会再亮起来。
　　当时参加会议的70来位代表中，大多数是农民出身的党员，他们当中，识字的不多，听到天狗吃日，也出来跟着大家一起呼喊，会议一时中断了。
　　待大家再回到会场时，杨威即席讲起了日食的科学道理，讲到最后，她如同一个诗人借景抒情地说：“日食造成的黑暗是暂时的，正象我们抗日征途会经过一段艰苦的历程一样，但光明一定会到来，抗日一定会取得胜利!”
　　有了这段插曲，我们就看到了一位有相当文化程度的杨威，一个在战争环境中磨炼得很成熟的杨威，一个令敌人更加害怕的杨威。
　　老同志们的回忆中，都谈到杨威性格活泼，特别喜欢唱歌，她工作之余，常教战士、群众唱歌。据她的老战友袁哲回忆，她自己还创作了一首《黄莺之歌》，歌词中，她把桑树店象征自己可爱的故乡，把黄莺的欢快歌唱，比喻一个抗日战士对故土的眷念。可惜的是，这首歌词现在已无法找到了。
　　也许是苍天有情，1997年4月8日，杨威同志的舅侄欧阳志清，在安陆市博物馆的馆员余雄志的帮助下，在众多馆藏照片中，找到了杨威烈士生前的两张照片。一张是一寸的单人登记照，一张是她与两个女伴的合影，从合影的背景看，可能是杨威在襄阳五中读书的时候拍的。
　　已经发黄的照片上，杨威留着短发，圆脸，大眼，清秀的神色中透出倔强，这是值得安陆人、襄阳人庆幸的喜事。要知道，多年以来，不知有多少人寻找过杨威生前的照片，都没有找到。
　　洪山村妇联主任宋新桂领着我们往该村四组的大堰角李家湾去，路边稻田里，农民正在播稻种，灌了水的秧田，田面如镜。
　　到了李家湾，杨威被捕的那所房子已改建成红砖瓦顶的新房，原来3间3进的老屋，在房东的指点下，我的脑海里才现出一个模糊的影子。
　　据房东李志平讲，当年来偷袭的顽匪涌进门的时候，杨威还掏出“撇把”手枪朝匪兵开了一枪，但没有打中敌人。杨威与另外11名干部群众，就被这伙匪兵押到了30多里路外的雷公镇罗家庙店。
　　安陆市雷公镇罗家庙店，座落在一个小山岗上，这里是雷公镇的一个管理区，周围的农民按照古习俗，逢农历双日在小镇赶集，镇上设有供销社、卫生所等，个体经商户的生意也不错。通往小镇的公路，正在铺沙石路面。
　　有幸的是我找到了今年79岁的彦传金老汉，他是目前健在的唯一见到杨威烈士就义情景的人。
　　他领着我，指了紧靠小镇南面烈士被杀害后倒下的地方、烈士第一次掩埋的地方。这里，已是郑家河水库管理处的机关小院，小院里菜蔬长得鲜嫩水灵，桃树已结出了指头大的果实。
　　在老汉已有些含混的语言中，烈士就义的悲壮、惨痛令我久久难忘，可惜老汉的叙述到了我的拙笔下，显得逊色多了，即使用最好的录音机、摄像机，也不会再现令我听得不忍再问的场面，烈士血肉之躯惨遭匪兵屠戮，苍天竟能容忍人世出现这样的场景。
　　烈士墓座落在安坪公路北边的小山坡上，是1984年由安陆县人民政府迁葬这儿的，烈士第一次掩埋后，共迁葬了3次，才迁到这里，墓周围的雪松、湿地松郁郁葱葱，不知名的山花悄然开放，一群小鸟在林间啾啾絮语，展示着生命的色彩。
　　烈士长眠已经56个年头了，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天亮前的那一阵黑暗中，年仅21岁的县委委员、妇女部长，已经看到了春光明媚、生机无限的今天，并把自己金色的青春、如花的年华，毅然投向了黑暗，以此来唤起更多的中华儿女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56年后的今天，占领安陆城的日寇，早已放下了武器。出卖烈士的叛徒、杀害烈士的凶手，被处决后早化成了黄土，顽匪头目晏永宽，也在一起内讧中被同伙打死了，在老百姓心目中，他们是一堆粪土，而21岁遇害的县委委员杨威，却在老百姓心中立起了一座丰碑。
　　每年的清明节，远近学校来到烈士墓祭扫的学生，聆听着杨威烈士的英勇事迹，数十种正式出版、内部出版的书籍，记录着烈士的传记。其中，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女英烈》一书中，把杨威的传记紧排在赵一曼的后面，杨威烈士的英名，已经传遍神州。
　　杨威烈士如果不过早遇害，她有可能在革命队伍里成为一名高级干部，有可能在日后的惨烈战斗中牺牲，也有可能在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浮沉。正因为她的生命太短暂，就使她如同一块无瑕的白璧，晶莹纯净，无一丝一粒污迹，她不长的革命生涯，完美得如同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她的一腔热血，浇出了一个值得后来的人们永久流传的故事，一个体现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圣洁典型。
　　在烈士被捕与遇害的地方，老百姓的口头上，还流传着她的故事，这些故事，目前还只描述烈士的史实。但我相信，今后还会有民间艺人，把烈士的事迹加上起伏的情节，用来传唱，或以烈士的事迹为素材，塑造出更富传奇的英雄形象。须知老百姓的口头，永远活着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清明的雨滴，轻轻洒下来，烈士墓上的青草，显得更加翠绿，山风吹来，松涛呼啸，雨雾和着村庄的炊烟，拂过烈士安眠的小山。正因为有了千万志士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刑场，我们的共和国才有了今天的辉煌。
　　希望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再读一遍杨威烈士的传记，再遥想一遍烈士遇难时的惨烈情景，思考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明天该干什么?!
初稿写于1997年4月24日
肖成强同志是湖北省安陆市党史办公室主任杨威烈士革命教育基地建成始末地方人物
掸尽征尘敬英雄沥干心血显史魂
——杨威烈士革命教育基地建成始末

李正煜

杨威烈士为了抗日救国的伟大胜利牺牲于湖北省安陆市雷公镇罗庙村，距今已六十多年了，烈士家乡人民将永远铭记这位为之自豪的光荣的女儿。为了缅怀这位女英雄，家乡的政府和人民于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为杨威烈士塑像，办画展，编写了《党的好女儿》的革命传统教育书籍，以欧庙中学为主体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本人谨对为杨威烈士塑像和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过程，略作回顾，以此缅怀先烈。
一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由原襄阳县县委、县政府主持召开“杨威烈士塑像揭幕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授牌大会”在原欧庙镇第一中学举行。对于欧庙人来说，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这一天是盼望已久、难以忘怀的日子。
　　当天，以烈士的名字命名的新修的水泥路——杨威路，两旁彩旗迎风招展，横幅格外夺目。
　　会场设在镇一中约三十余亩的运动场，主席台就设在会场的中间，“杨威烈士塑像揭幕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授牌大会”横幅悬挂在主席台中央。主席台后面是用红绸带遮盖着的杨威烈士塑像。主席台上是为省、市领导和贵宾们摆设的一百个座位。主席台前，东边是四十名武警四支队组成的军乐队，西边是安全保卫和服务人员。中间排列着的五百个座位是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贵宾准备的。在这五百个座位后面是参加会议的各路纵队，排列在中间的是2500名中小学生代表；站在东边的是村组以上的干部；位于西边的是机关单位的干部、教师、党员代表。除正式参加会议的人员以外，还有上万名人民群众，会场的上空四十个大小不等、色彩不同的轻气球和彩旗把会场装扮的更加喜庆热闹。
　　会议开始了，军乐队高奏国际歌，在鞭炮声中由市、县领导揭开了红绸带，一尊4.78米高汉白玉雕像闪烁着光芒。这时，所有到会人员起立，向杨威烈士塑像行注目礼，深情缅怀先烈。烈士塑像的形象：身着抗日装，腰扎武装带，昂首挺胸，沉着屹立于高山之颠，左手握紧拳，右手扶撑山石，仰面肃视，被风吹动的短发下略胖的圆脸露出渴望胜利的微笑，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凝视着远方。这时，人们心中陡然升起一股对这位了不起的抗日女英雄的敬仰之情，情不自禁地响起了震撼人心的掌声，经久不息。
　　在各级领导和贵宾的讲话结束后，市领导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授牌，又接着宣布“杨威烈士事迹画展室”正式开展，各级领导和贵宾们参观了杨威烈士事迹展后，一致评价说：杨威烈士事迹突出，牺牲壮烈，绘画构思深细，制作精良，并且系统而全面，成功塑造了英雄形象。
　　杨威烈士是一位杰出的抗日女英雄，可我们上小学时就知道了刘胡兰、赵一曼，却根本不知道我们家乡的女英雄杨威，杨威烈士牺牲长达五十五年以后家乡人民才为英雄塑像、办画展、编书、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此很多人都很迷惑，作为此事的发起人和倡导者，我有责任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记述下来。
二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九三九年，家住襄沙公路边。解放前的艰难岁月，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记得有一次日本的飞机向着我和我二哥扫射，二哥差点被射中。到处都是一片惨不忍睹的哀嚎场面。在这水深火热、暗无天日的日子里，穷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天天盼着早日见到光明。我从小就感受到家乡人民的痛苦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
　　我记不清是哪一年，一群大人们围坐在枣树荫下乘凉，你一言我一语不敢放大声地谈着话。一个叫老发爷的老人说：“听说我们欧庙文垴大好家（富人家叫大好家）欧儒章的三女儿，跟一个姓陈的女共产党，参加共产党的部队南下闹革命打日本去了。”我父亲说：“欧儒章老先生是我家门二弟李季修的岳父，是襄南有名的文墨人，刚才说的三女儿，就是我孩子婶娘的三妹，名叫三秀，大名叫欧阳英，我见过。”村民郭发军、张帮兴几个人接着说，“哟！那她要打回来就好了！”听了大人们的谈话，在幼小的心灵里，我第一次记住了共产党是好人，特别是里面有个女共产党员，还是二娘的妹妹。我心想什么时候三娘能打回来才好呢！这就是杨威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最初的记忆，每当想起村民们谈话的情景，我都感到很自豪和激动。
事隔不久，二叔来我家。饭前，父亲和二叔闲谈，父亲问二叔，“听说干佬子（兄弟间的岳父互称干佬子）的三姑娘（三女儿）参加共产党了，有这事吗？”二叔先叮嘱我说：“贵生（我的乳名），你是小孩子，大人说的话，不要乱说，说了要杀头的。”然后，二叔带着一丝兴奋与傲气对父亲说：“三秀是我三姨妹子，可胆大了，没有跟家里说，就从学校里跑去当共产党已有两、三年了，前几年回来过一趟，穿着军装，腰扎皮带，挂着盒子枪。已经会打双枪了，比男人还强。有一次部队南下还路过宜城小河，可就没有回家，听说已经是共产党的副师长了，依我看她以后是个了不起的人。”
　　二叔又对我说：“贵生，我说的这个人是你二娘的三妹，以后回来了，你还要叫她三娘。”我问二叔，“三娘什么时候能回来？”二叔说：“出外的事，谁说的准呢。”
　　岁月流逝，非随人愿。到了襄阳解放时，我们那里开大会成立农协会，看到不知多少次南下部队或在村住着的骑兵在山上搞演习，演习下山后，谈笑风生的解放军唱歌演戏，出现几个女兵，我总是围着她们瞅这个看那个，这里是否有三娘？一次，一个女解放军微笑地问我，“小朋友，在找人吗？上学了没有？”我害羞的跑开了，但心里还是在想象这个家乡的女共产党怎么还没有回来。
　　土改复查时，我们村驻过部队工作队，男女兵都有。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了，解放军教我们学生扭秧歌，打花棍搞宣传。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也就是一九五二年，二叔病逝，二娘改嫁到我们祖籍东津三河，与我们同族长一辈的李金发为妻，路途太远，就更不可能知道这个三娘是否回来过的音讯，在部队女兵中找寻三娘的身影，毫无结果，但我心里仍时常在等待。
　　一九五六年春节，父亲让哥哥带我回祖籍老家东津三河给堂大伯、大妈和三个哥哥拜年，同时也要去邻居多年的二娘（杨威的大姐）家拜年。二娘改嫁同族长一辈，我们仍然叫二娘。三、四年没见过二娘了，去她家后，哥哥问二娘，“三娘现在在哪儿？那么早就参加共产党了，前些年她们部队由北向南开时，听说已是共产党的副师长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官不小了吧？有信回来吗？”
　　二娘边为我们做饭边和我们讲：“我们家是地主成份，不敢讲。死了好几年，才有个熟人带信回来，说你三娘脾气犟得狠，当时，她被国民党特务逮到了，人家叫她不打日本，要她投降，她不投降，还骂人家，敌人把她的衣服都扒掉了，用刺刀在她身上连捅几刀，三秀活活被杀害，连个尸体都没有收回来。”二娘边说边抹眼泪，这时我们都沉默无言，我一直等待这个了不起的家乡女共产党人的希望彻底破灭了。这时的我是个初中生，知道女英雄刘胡兰、赵一曼的故事，我想三娘和她们死的同样壮烈和伟大。
三
　　一九九三年，我调任原欧庙教育管理委员会任工会主席，兼任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我很留意收集教育下一代的好资料、好经验。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二日，襄樊日报头版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襄樊的赵一曼——杨威》，我兴致勃勃地读完了全文。小时候听到的几个故事与这篇文章联系起来，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特别是文章中提到杨威烈士的父亲是欧儒章，烈士杨威曾用名欧阳克敌，家在文垴村，那么，这个杨威是否就是二娘的三妹？
　　一九九五年九月上旬，我邀约了教管会勤俭办干事散代国老师到文垴村追访英雄事迹。我们排访了好几家姓欧的，最后我们找到了欧阳滋。我说明来意后，他说，我们有兄妹六人，杨威排行第三，大名叫欧阳英。由此我得到了确证，英雄杨威就是小时听到的故事中的女共产党人，那位敢打日本人的、了不起的三娘。
　　几十年过去了，期盼见到英雄式人物三娘的希望彻底熄灭了，但是，将抗日爱国主义英雄精神发扬光大和将英雄形象树在英雄家乡的构想又在我心中燃烧起来。根据关工委有关文件精神，大家认为杨威烈士的英勇事迹是欧庙镇得天独厚的精神资源，是创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最好教材。随即，我思考了“请回英灵育后人”的基本构想，构想框架是：在杨威烈士的出生地文垴村划拨三亩地，树一尊塑像、修纪念亭、盖十间房屋作为杨威烈士事迹展览室。
　　因为我本人从幼时起就对这位了不起的女英雄心存敬仰，一直难以忘怀，所以，我决心要让杨威烈士的英雄形象在家乡再现。我把这个想法逐步向各级领导汇报，由基层教管会到镇、县各级组织，广造舆论，通过各种渠道反映情况，力争促成此事。
　　一九九六年三月上旬，我第一次把这个构想向教管会主任罗明哲汇报，他支持说，这是个好事，现在主要问题是资金，同时还要动员大家参与，你要进一步收集资料。三月中旬，我和散代国老师再次来到文垴村收集资料，寻找杨威烈士青少年时的同学，到欧庙、潼口、柳林等地，找寻烈士的同龄人。比烈士小一岁的弟弟欧阳克定说，三秀（杨威）生在富贵家庭，从不以富欺穷。长工谢大银家穷体弱，三秀放学回家，常帮助长工做道场的活，经常帮女仆人洗衣服、刷碗。外婆说她是小姐不当当仆人，高贵不当当下人。她反说道，富家财产是穷人做出来的，穷人为什么会做不能富？她的几位尚健在的同学提及烈士也赞不绝口。她的同学田明奇在回忆中说，烈士从小聪慧勤奋，爱憎分明，平易近人。欧庙先后在原省立襄阳中学（现襄樊五中）读书的学生大约有十几个，七·七事变后，不少人参与抗日运动，但不象欧阳英那样坚定不移。她革命精神的树立与父亲有很大关系，她有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父亲——欧儒章老先生，他常对子女们晓以抗日道理。曾说“当前时节，我辈当投笔从戎，以效命华夏耳。”受父亲的教育，共产党的影响，一九三六年七月，欧阳英投笔从戎。因为她的脚相对另一位共产党女领导人陈大脚（陈少敏）的脚稍小，所以人们从此以欧小脚之名在欧庙传开了。据知情人回忆，杨威参加革命后曾回来过一次。那次回来，她的外婆劝她不要出去了，但杨威说：“日本侵略中国，国亡家必破，我愿死在战场上，也不能为了小家而活着。”
　　心中装的英雄史料增多了，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使我更迫切地希望杨威烈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早日落成。一九九六年六月，我把详细的构想向原襄阳县关工委王函、陈彦斌两位副主任汇报，他们表示支持。同年八月，我找到了我的好友江正同志，他是老区教协会的秘书长，我给他做了详细的汇报。江正同志说，这是好事。我们襄阳县是革命老区，欧庙出了杨威这位抗日女英雄，我们有这个责任作好这个工作，回去后我给县人大、政协汇报一下，争取事情早日解决。两个月后，江正同志答复：县人大、政协准备与欧庙镇委镇政府协商建设抗日英雄杨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纪念杨威烈士牺牲五十五周年。
　　在我的发起和倡导下，通过多角度、多层面、多渠道的汇报反映，引起了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关注、重视和支持。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原襄阳县政协主席、关工委主任兼老区教育研究会名誉会长张贵轩，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老区教育研究会会长彭先洲，老教协江正等同志，来到欧庙镇商讨研究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事。镇委书记张根友、镇长王正发认真听了关于杨威烈士事迹介绍，并细心阅读了有关材料后，张根友书记深有感触地说，杨威烈士的英雄事迹和抗日爱国主义的精神是无价之宝，是可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作为杨威烈士的故乡人感到骄傲和自豪，改革开放以来欧庙人民物质富有了，但有的人精神空虚，杨威烈士是我们广大干部的精神楷模，我们一定要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好。镇长王正发也欣然表示赞同。一九九六年阴历腊月二十三日，欧庙镇委镇政府召开镇直机关全体干部大会，认真学习杨威烈士事迹，并发出全镇开展“扬英烈精神，威欧庙形象“的号召，一个学习杨威烈士爱国主义精神的活动就这样在全镇六万多人民中迅速地开展起来了。
一九九七年二月，县人大、政协及老教协等领导和镇委镇政府再次研究方案，决定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具体为“四个一”工程：为杨威烈士树一尊4.7米左右的全身汉白玉雕像；办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列室；编一本名为《党的好女儿杨威》的书；编一部歌颂杨威的剧本。教育基地的地址就建在原欧庙镇一中，要求这“四个一”工程在九月份完成，定于九月二十八日正式落成。
　　根据“四个一”工程安排，成立了以镇长为组长的领导筹备小组，教管会主任景德华、原教管会主任罗明哲和我为副组长。由政府筹钱，教管会办事。我具体负责两项工程：塑像、办画展。另外，因我是此举的发起人，兼有收集资料、汇报材料和联络等任务。县老教协秘书长江正同志负责主编一本书，他还委托文化局有关同志编一部戏剧。
四
　　我负责的两项工程是塑像和办画展，收集史料是重要环节。由于杨威烈士牺牲于抗日战争时期，时间太久远，牺牲的时候刚刚21岁，连一件实物资料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杨威的革命活动又涉及安徽、江西、河南和湖北等省份，收集资料难度很大。最后，我们决定将杨威牺牲地和与她有着密切联系的历史见证人袁哲老人作为收集英雄史料的重点。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我和江正同志及雕塑家、画家贺嘉庆、杨威的侄儿欧阳志清一行赴武汉市，到杨威烈士的亲密战友袁哲家去汇报访问，同时还将画家贺嘉庆按杨威的弟媳妹妹们介绍烈士的外貌、性格及有关资料，拟摹杨威烈士的半身头像，请示袁哲同志，袁哲同志看到拟摹的像选了一张说：这张很像，只是稍胖了一点。贺嘉庆当即修改后，袁哲同志看后很满意。然后，袁哲同志心情激动地说，杨威是少有的女英雄，九泉之下知道家乡人民对她的爱戴，定会长笑而眠。袁哲同志为杨威烈士写了一首诗来表达对家乡人民这一举动的支持：襄阳烈士英名扬，血染三楚国土香。横眉冷对斗黑匪，赤胆忠心溢红光。视死如归一人倒，发扬光大万人上。敌人顽匪俱烟灭，中华屹然奔富强。
　　三月二十五日，我们一行将“四个一”工程向湖北省原人大副主任、省老区教研协会会长黄正夏同志作了请示汇报，他表示同意和支持这一举措，并欣然题词：“继承革命英雄遗志，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杨威烈士永垂千古。”襄樊市政协主席胡久明同志听取汇报后表示要亲自抓好这项工作。
　　在“四个一”工程进行的同时，我向镇委张根友书记建议，修一条从大街通往镇一中约750米长的水泥路，命名就叫杨威路，学校更名为杨威中学，这种潜型性的教育方式很快得到主管部门批准。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日，为了让画家、雕塑家进一步体验英雄的形象，彰显英雄精神，我和江正、贺嘉庆来到安陆市党史办公室，进一步收集杨威烈士的事迹材料。党史办主任肖成强把他们珍藏的有关杨威烈士的资料送给我们。肖主任告诉我们，他是杨威烈士牺牲地雷公镇的人，他从上小学时就知道杨威烈士的事迹，文革前，还将杨威烈士事迹制成幻灯片在安陆市各个公社都放过，可惜在文革中幻灯片已失落了。
　　四月五日，肖成强主任陪同我们一起，由安陆市向西行30余华里，来到雷公镇罗家庙，即杨威烈士遇难的地方。我们找到了亲眼目睹杀害杨威烈士的颜传金和翁文祥二位老人，在颜传金老人家大院里，当地群众听说杨威烈士家乡来的人，大人、小孩都挤进院子，看望我们的有近百余人，颜传金和翁文祥老人向大家述说杨威烈士英勇的事迹及烈士被害的经过。特别是颜传金老人虽80多了，但头脑清楚，思维敏捷。
　　他说，1941年农历8月17日晚上，二十多个带着枪的顽匪将两男一女，听说都是共产党，捆绑着押在罗家庙里，绑在柱子上。
当时我们只知道那些人对那女的狠些，后来才听说她叫杨威，是共产党里一位部长。我们在庙外头看到那些人将她的衣服扒掉，只穿着短裤，不时的用皮带和枪托打她，还听到她骂他们是狗汉奸。第二天二十多个顽匪汉奸把这三个人从罗家庙由北向南押着，那个女的连鞋都没有，她边走边骂“狗汉奸，你们投靠日本人，杀中国人不会有好下场”。我和几个胆大的老百姓，跟在后面看。那些人把他们三人带到罗家庙城南一个大坑下，其他两个男的是被枪当场打死的。此后，国民党伪军的一个人说，老子给她拌豆腐。拌豆腐是一种杀人的方法，就是用刺刀先扎进人身上，再用力往上挑，这些狗土匪们杀杨威是用的拌豆腐的方法。那些汉奸、黑匪残忍得狠，我看他们有三四人用日本刺刀，先插进杨威的腰间、胸部、腿部，你一刀，我一刀地残害着杨威，当时真是惨不忍睹。杨威真了不起，嘴里不停地高喊共产党万岁！直到最后，一个血人倒下了。没人敢来收尸，几天后的夜深人静，我和翁文祥偷偷用土把三个人的尸体就地埋了三个土包。
　　不觉之中几十年过去了，一九六二年，中央领导陈少敏同志和省有关领导来到罗家庙街寻访烈士遗迹，他们找到了埋这位女英雄的土包，大队里做了个木箱子，挖出了杨威的骨骸，装进木箱，埋在坑上面一个平地。后来政府做了棺木，把箱子里骨骸又转到了棺木里，埋在离罗庙街一里多的一个小丘上。由于第二次迁的墓地太偏，不利于将烈士事迹教育后代，于是，安陆市政府拨款，又将烈士墓地第三次迁到离罗庙街约两三里远的乡镇公路的路边，树了石碑，上面写着“抗日战争时期的烈士杨威同志之墓”。我们一行向烈士默哀后，观看了墓地，墓地约有四、五亩大，周围树木已绿荫成行。
五
市、县领导要求塑像、画展要做到三个一样：泥像要和摹拟画像一样、石膏像要和泥像一样、汉白玉像（汉白石）要和石膏像一样。塑造英雄人物的像是一件必须慎之又慎的事情。我多次和雕塑家画家贺嘉庆一同回忆专访时颜传金老人的叙述，认真细读英雄的事迹材料，回忆烈士的亲密战友袁哲谈烈士的个性、性格，从四月十日开始泥塑，经多次磋商，最后确定了汉白玉雕方案。
六月十五日将石膏塑像运至河南镇平进行石雕。九月五日，我同镇领导驱车到镇平观看石膏像和石雕工程标准是否一致。九月十五日我们请襄阳县人大、政协、老教协领导再次去检查雕像工程是否合格，领导们看后很满意。
　　组织编排杨威烈士的事迹画展也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程。我们首先是认真地学习有关杨威烈士的书籍资料，再反复阅读赴武汉和安陆市等地访问的记录，以及她的战友、同学及其家人对她短暂一生的回忆史料，我用了几个昼夜，编辑了88幅烈士事迹的解说词，在解说词后面都注释着场面、人物、造型、背景及其绘画要求。
　　编好的解说词和注释，我请来了一些绘画水平高的离退休美术教师。他们是73岁的王斌文老师、67岁的董才老师和62岁的张化禅老师。他们素描基础好，对人物动作和组合配色等能力都有较好的实践经验。我向他们讲明要求后，他们欣然同意，表示用最大的努力完成英雄的事迹图画。我和他们用了三天的时间研讨了每一幅画的人物、场面、背景，各种人物的动作表现、反面人物形象的处理，把八十八幅的解说词及其人物要求分为三部分给了三位老教师，要求他们到八月底完成。在接下来的四个月时间里，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我同他们一起战高温，斗酷暑。从对每幅图的蓝本修改、着色、装框，到九月十日进展室，曾多次请市、县领导对每幅画进行鉴定，提出意见，进一步修改、定型。
　　一九九七年的九月二十八日是欧庙镇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从此英雄忠魂终归故里。回顾杨威烈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的全过程，真是掸尽征尘敬英雄，沥干心血显史魂。抗日将领——孙震地方人物
抗日将领——孙震

夏灿勋供稿徐运福整理

孙震字德操，四川成都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一期。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参谋长。1920年任川西北屯殖军副总司令，兼任二二一师师长。1926年北伐时，任二十九军中将副军长。1933年任川陕边区“剿匪”前敌总指挥。1934年任二十九军军长，兼川康“剿匪”第二路总指挥。1935年任改编后的陆军四十一军军长、兼西北“剿匪”军第六纵队司令。1936年西安事变后，任“讨逆军”第五预备军司令。1937年任二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后升总司令。1938年任第五战区上将副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历任郑州绥靖分署副主任，第五绥靖区司令官，陆军总司令，郑州指挥部主任，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川东绥靖司令官等职。1948年任川鄂边区绥靖主任，并当选为国大代表。后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政权“总统府”战略顾问，后改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一、注重军队军事技能提高，不断增强对日作战能力
孙震非常重视在社会创办教育和在军内培养军事人才的工作。如在成都，他积极筹集资金创办了树德中学，为社会培养有文化的青少年。在军内他创办了幼年兵队随营小学，他开办军士训练班，选拔部队中的优秀士兵和社会上的优秀青年入学，经过二至三年的学习，成绩优秀者，送入该部队任排长，其余为班长。据我回忆，抗日战争期间，该部的大部分初级军官均为军士训练班毕业学生。
他注重接纳军校学生入伍和选送部队中的优秀军官到高级院校深造，培养部队中的中高级指挥人才。如1936年由军校毕业了一批（27名）优秀学生送到该部（我当时为军校毕业生），他非常乐意，并对我们这批学生表示热烈的欢迎。有时他还主动向上级要求，使一批批的新鲜血液注入部队，增强部队对日作战的能力。又如在1939年，他积极选拔部队中的优秀军官到高级军事院校深造，一次就从该部抽调排、连、营、团级干部五十余人进入步校，分别安排在校官班、步兵班、射击班、重三班、重四班学习，毕业后，又返回部队。
他重视邀聘中外优秀顾问，协助治军，提高军事技能。抗战期间他邀聘著名宿将夏仲实，担任该部参谋长帮助治军。1939年间，他在襄阳、枣阳两地邀聘苏联军事专家当顾问，曾举办干部短训班三期，短训班主要课目是讲解战略战术，以班排为单位进行散兵近战训练等。苏联军事专家在襄阳王家伙总部上军事课时，不仅为我军讲攻防遭迂战术要领，而且还针对我军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提出了很多独特的见解。他们边讲解边示范，对于技术难点，更是不厌其烦的讲，直至弄懂弄通。聘请外国专家帮助治军，使我军对日作战的能力得到了加强，精当战术在对日作战中得到应用，收到了较为明显的效果。
除此之外，他还深入第一线检查、指导部队的攻防战斗和防御设施，组织实弹对抗演习，大力支持“抗宣”三队到师团开展工作，以鼓舞士兵的作战斗志和提高士兵的作战能力。
二、转战南北，坚持抗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全国燃起了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烽火，为了阻击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蒋介石派以邓锡俟为司令、孙震为副司令的二十二集团军开赴山西对日作战，统归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指挥。
二十二集团军（原川军41军、45军、47军）接到赴山西抗战的命令后，顾不得装备和整训就紧急出发。当时川军的装备很差，上着土灰布军装，下着土灰布裤子，脚穿草鞋，身背川造枪支，每日要以120里的速度，日夜兼程，经过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达西安。到达西安后，又继续前进，开赴潼关，过风陵渡，乘小火车（一列火车只能拉两个营的部队）分批将部队运往娘子关寿阳前线，并依次填补，扩充。在阳泉一带我军最多只能扩充一个旅的兵力（来不及扩充）就要与日军展开战斗。虽然当时敌众我寡，力量、装备悬殊，加之北上连续行军，也未加休整，但是官兵高昂的杀敌精神，奋不顾身的斗争意志，并未受丝毫的影响，常用大刀与日军作肉博殊死战。官兵们的英勇行为，曾一度惊慌了日本兵，鬼子兵说：“不知哪里来了一批野人蛮子”，吓得日本兵不敢与我军近战，只凭借空中支援，用飞机狂轰滥炸，造成我军的重大伤亡。
二十二集团军到山西后，其军队虽然统归阎锡山指挥，但是他始终对从外调入的川军存有戒心。因此二十二集团军的给养得不到有效的供应，甚至连枪支弹药也无法保证。特别是参加太原突围的20多天里，给养得不到，全靠村民接济和讨要过日子。弹药跟不上，有些士兵只好抢阎锡山的弹药库。被阎锡山得知后，就以二十二集团军无战斗力军纪败坏为由，向蒋介石报告，要将该军逐出山西。
二十二集团军邓锡俟司令，一气之下请假不归，孙震副司令忍辱负重率领部队在晋南洪洞县附近检查整顿，以大义开导官兵，化解军队中的怨气和消极情绪，以提高官兵的士气。当年12月，二十二集团军调归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指挥，李表示热情欢迎，并立即为其扩充兵源，增加军费，保证给养和装备，使二十二集团军重整旗鼓，士气大振。而后在鲁南各战役中，在保卫滕县的战役中，以及为取得台儿庄战场的大捷立下了赫赫战功。从此打出了川军的威风，李宗仁极力主保孙震为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夏到1945秋，由孙震指挥的二十二集团军，坚持在鄂北抗战，为襄东战斗、枣宜会战、鄂北战斗的对日作战立下了战功。
三、捕蝗灭蝗接济灾民，兴建灾民住宅区
1940年5月，由于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战略上的失误，他错误地认为日军总司令绝不会渡过襄河右岸，但日军却在五月底控制了襄河东岸，6月1日，日军占领整个襄樊。接着日军在襄樊实行“三光”政策，襄樊所有住房七成被烧毁，整个城市陷入一片火海中，到处是断墙绝壁，尸骨遍地，灾民无家可归，襄樊人民处于沉重的灾难之中。
孙震由渝回部后，进驻襄樊，目睹襄樊到处是无家可归的灾民，便动员所属捐款五万多元，接济灾民。迅速组织了由高参章为主任，敬肇谦为副主任，委员有军需处长陈楚才，军医处长郭毅叔，独立团长郑道东，军工兵营长肖树云，总部秘书钟朗华等人参加的救灾委员会。要求该委员会全权负责救灾工作，并决定在襄樊两城各建一个灾民住宅区，以解决灾民无家可归的问题。樊城灾民住宅区建在现在的解放东路，由肖树云率部建造。建造后的房屋为土木结构，茅草房顶，将街道取名复兴路。襄城建在现市政府大院内，由独立团三营长任来臣率部建造，我曾率两个连到襄西禇家畈运送木料，到孙家冲割运茅草。
1943年，襄阳、樊城曾遭蝗灾，孙震命令总直属、军直属和123师、124师，帮助苦受蝗灾的襄樊人民捕蝗，要求每团每日捕打蝗虫5000斤，分别交于襄阳西门外和樊城定中门外，然后集中挖坑焚烧掩埋。经过连续四五天捕蝗，基本上驱除了蝗虫，减轻了灾情。但是由于蝗灾面大，加上旱灾和兵灾，豫南受灾群众，又纷纷云集襄樊，嗷嗷待哺。孙震见此情形，又劝所属官兵，要求官兵每人每月捐助二成粮食，二成薪饷，连续捐助了三个月分济灾民，渡过难关。
四、为人忠厚，待人和气
孙震将军，中等身材，斯文尔雅，有儒将之风，对上忠诚，对下谦和。据警卫沈人宁（原警卫连连长）、谭动球（少校侍从参谋）等谈，孙从无傲上语言和表现。在1942年我军对日冬季攻势中，孙与李宗仁司令官有过几次对话。一次孙说：“请长官早点休息，明天拂晓前，请长官亲自下达攻击命令”。李说：“我不能越俎代庖，攻击命令还是要由部队长官直接发下”。第二天早晨，李在电话上向总司令部、军部、师部下达命令后，把电话筒交给孙，孙按李命令简单重复一遍，最后强调一句“这是战斗的最高命令”。当李、孙接到前方战斗胜利结束的报告后，孙满面笑容，站起来对李宗仁说：“向长官祝贺”。
还有一次是我的亲身经历，那是我在该部作炮兵营长时，有事急向他报告，当时他正在理发，他见我踌躇不前（因为孙接待均排有时间，接待事宜由侍从人员登记交呈本人，由孙指定时间和地点）的样子，就说，有什么事快说。我打消了顾虑，一边向他报告情况，一边接受他的指示。
除此之外，对异部收编在所属的军官，孙震也不分亲疏，一视同仁，同等重用。如122师王志远部虽系西北军，不属于他的山头，但已收编，就不分你我，一样看待，而且与其相处很好。
五、生活轶事
抗战时期，我军为了阻止日军机械化部队进攻，将主要交通干线的公路，破坏已尽，这既阻碍了敌人的行动，也给我军行动带来不便，在这种情况下，“马”就成为我军指挥员行动的主要交通工具。
孙将军有两匹骏马，一黑一黄，全身上下无杂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似如绸缎一般，特别逗人喜欢，孙一有空就去看看，摸摸，骑骑，视马如掌上明珠。该马配有一名骑师，每天早晨和晚上都要按要求训马。配有一名专职饲养员，名叫张兴发，有多年的养马经验，什么马在他手里不几天就变了样，变得油光水滑，换个别人就变成另一个样。因此张老头在孙将军面前尤为得宠，不少事孙将军还迁就他几分。我所知道的陆铿地方人物
我所知道的陆铿

沈天泽

1946年我在南京国防部第二厅工作的那段时间里，遇到一位同乡又是同学，名叫曾祥辉，他在审计部工作，业余时间爱好写作，经常在报刊上投稿。有一天，曾祥辉惊喜地告诉我，说现在南京我们的同乡中，有一位名叫陆铿的，他在《中央日报》社担任副总编辑，工作出色，很有名气，他曾多次拜访，最后一次虽然见了面，但陆态度冷漠，几分钟后便推说工作忙告辞了，曾深感失望，很是尴尬。我安慰他说，陆先生因职务关系，接触面广，各种活动多，时间紧张，应该原谅他。同时，你俩素不相识，又无人引荐，又存在素质上的差异，缺乏共同语言，对你的光临缺乏热情，这也情有可原。曾对我的看法默不作声，经过此事，我更加关注陆铿的有关事情。
据了解，陆铿的原藉系云南宝山人，少时从父随滇军51师范石生部驻防襄阳很久，他父亲是该师的军法官，住二郎庙街张文伯家，陆铿在襄阳五中读书，继而在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深造，毕业后正是二战期间，被当时的最高当局派往欧洲战场，任随军记者，因才华出众，能力很强，是中国上个世纪40~50年代新闻界叱咤风云人物。日本投降后，他到过东京采访，人们对他的通讯报道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对历史名城襄阳的名胜古迹，各处景观，风俗人情，方言口音，十分熟悉。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渡过长江以后，势如破竹，国民党由南京到上海节节败退，其所属陆海空三军总部，纷纷向南溃逃，不可收拾。蒋家王朝面临土崩瓦解之势，我们奉令于12月9日随单位仓皇由成都新津机场飞往昆明，住太和街皇后饭店，当晚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和平解放，起义部队收缴了我们随身携带的武器，不久全部被捕关押在昆明景星街警察总局，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天清晨，我在厕所方便，当面站着一位西装革履气度不凡的人物，很明显，是在等候空位方便，听到我的口音，便很客气主动地与我交谈，下面是我们之间的对话：
　　陆：你是襄阳人吗？
　　我暗自惊奇地回答说是，心想他怎么会知道我是襄阳人呢？请问贵姓大名，我问他。
　　陆：不敢当，我叫陆铿。
　　我说：久仰久仰，你的鼎鼎大名，我在老乡曾祥辉处早有所闻，今天有缘在此与阁下邂逅，感到非常荣幸，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大喜事。
　　陆：我家住昆明市护国路，爱人杨惜珍是你的老乡，西南联大毕业，出生于襄阳小北门名门杨家，她是牙科医师，现在开诊所行医。将来问题解决后，恢复了自由，欢迎到我家去做客。
　　我说一定去拜访。同时我问他，在我们同学中有叫陆嗣阳、陆敬严，另外一个女的能歌善舞陆××（绰号黑玫瑰，名字记不得）与你什么关系？
　　陆：是我本家，女的是我妹子，与你是同一时代的人。
　　此后不久，我们先后都被转移到昆明钱局街17号陆军监狱里去了。陆铿精力充沛，身体健壮，思维敏捷，反应迅速，风度潇洒，才华横溢，文笔快捷，记忆力强，被指派为学委会主任。
　　一次，公安部长刘子毅来监狱做动员报告，号召大家主动交代问题，不留尾巴。同时宣布政府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鼓励大家立功受奖，争取早日宽大处理。陆铿一边记录一边根据报告精神，草拟学习计划，报告会刚一结束，他立即将计划呈部长过目。刘部长看毕表示满意，当即批准由陆铿负责执行。散会后，陆铿马上根据各人案情，编组学习讨论，交代问题，揭发检举。同时创办《新路》壁报，供大家发表学习心得体会，另有黑板报紧密配合，随时反映学习情况，表扬交代彻底真诚认罪悔改的好典型，把学习搞的轰轰烈烈，有声有色。一时间，人人向往弃恶从善，争取重新做人，学习效果非常显著。
　　因在学习改造中，陆铿有立功表现，他的问题得到解决，并被安排在昆明市政协工作。后因大鸣大放对党攻击，又二进宫当了犯人，直到1976年释放国民党县团级干部时，得到宽大释放。
　　我们在相处的日子里，彼此不呼名字只呼代号。他是406号，我是34号。他当过被服厂厂长，领导犯人们以能者为师，边学边干，为外来用户加工，实现“以犯养犯”，节约国家开支，同时使改造的国民党队伍由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成为有一技之长，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说明劳动神圣，劳动创造世界的理论，陆铿主动联系实际，与一位医院院长脱下衣服，带头到厕所运大粪浇菜，这种做法为思想改造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有一次他以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为题，在大会上发言，畅谈了国际国内形势，澄清了许多人对国际形势的模糊认识。
　　后来，他离开昆明又在香港创办刊物，名为《百姓》。大概在前年他曾回到襄樊探亲，参观母校五中。我在广播中得到消息，很想见他，打电话询问襄樊广播电台，电台回答说陆住在侨联，我匆忙赶到侨联，可惜他已经走了，失掉了一次难得重逢的机会，我深感遗憾。
　　岁月悠悠，关山远隔。屈指算来，我和陆铿已阔别五十多年。我们也都已是耄耋老人，我对陆的敬仰却不减当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今年元月，我无意中发现1月20号的《文摘周报》上转载他的大作，题为《南京中央日报大事亲历记》，内容主要是记叙陆铿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时刚直不阿，反映他敢于大胆揭露孔祥熙、宋子文巨贪的有关事情，堪称是一篇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反腐倡廉，为民请愿的难得的佳作。
（2003年）

一九四五年日军犯襄记略历史回眸
一九四五年日军犯襄记略

陈涛石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了芦沟桥侵华战争，侵略魔掌伸向华北，指向全中国。国共两党当即以民族大义为重，团结合作，一致对外，领导了全国军民奋起抗战，促进了全国各族人民精诚团结，救亡图存，掀起了抗击敌人侵略的怒潮。鄂北地区地处中原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日寇在抗战八年中对鄂北这一战略要地誓死争夺，势在必得。日寇对鄂北地区曾进行三次较大规模的拉锯战争，但每次都被鄂北军民英勇击退，致使日军在这里呈胶着状态，长达六年之久。中日在鄂北的第一次战役是在一九三九年春季日军发动的“随枣会战”；第二次是一九四○年夏季日军发动的“枣宜会战”；第三次则是一九四五年夏季，日军又进行了一次“鄂北会战”——日军称为老河口作战，这次战役，是日本濒临全面崩溃，即将无条件投降前夕，也是最后对鄂北地区的进攻。这三次战役，日寇都以丢盔卸甲，损兵折将而告终，终未能越雷池一步，没叩开中原大门，尤以第三次战役，损折特重，失败更惨，兹特略记这次战役梗概。
战役概述
一九四五年初，侵华日军总部企图消灭驻老河口一带之中国军队，以及清除驻老河口的中美联合空军，免去其在鄂北地区之威胁。驻华日军总部遂下达了关于老河口作战的命令，把华北方面军和第六方面军的作战范围延伸到桐柏、枣阳、襄樊、保康一线。
此役日方以占领老河口为第一阶段战斗目标，以先行占领襄樊为战斗重点。当时保卫襄樊两城的守军是国民党49军及45军直属工兵营。三月上旬，日军计划由襄东先占樊城，再以主力攻占老河口，因此日军把主攻线定为荆门——武安堰——襄樊——老河口。为此，其攻击重点直指襄樊，以急行军奔袭我军。三月二十日傍晚，南线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到达荆门发动进攻，揭开了鄂北会战的序幕。
三月二十四日拂晓，日军窜至武安堰以南高地，猛攻武安堰，其左翼二三二部队攻陷了武安堰。三月二十六日日军左左师团长命令富永部队，率军急袭襄阳城，务必一举攻占之。日军富永部队沿武安堰至襄阳大道急进，是日傍晚到次日凌晨，另一支日军山田部队，绕过南漳由侧线直奔襄阳。上午，富永部队从襄阳正面攻击南面一带高地上我军设置的阵地工事，遭到我六十九军的有力抵抗，经过反复冲杀，一度阻止了日军的攻势，日寇不得不扭头向南漳方面败退。继而，日军山田部队又从襄阳正面高地绕经西南隆中附近向襄河畔迂迴攻击，企图切断我六十九军由襄阳向西的退路，同时，山田部队窜至襄河边沿，折转向东攻击襄阳城。六十九军守城部队稍作抵抗，便弃城退走樊城，随即撤至河南省唐河县的苍台镇，至此日军遂陷襄阳城，当晚又陷樊城。
三月二十七日开进襄阳城的日军山田大队是混战建制部队，配备有野炮队、骑兵队、机帆船。兵员中：百分之四十为汪伪军，佩带青天白日袖章；百分之三十是朝鲜军，佩带太阳旗加黄边袖章；日本军只有百分之三十，佩带太阳旗袖章。此时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但仍垂死挣扎。占领襄樊后，为策应老河口方面的战事，日军随即马不停蹄地向老河口战区驻地挺进，企图一举占领老河口，达到其初步作战目标。
当老河口战争紧张时刻，中美联合空军即驻五战区第十一航空大队（俗称黑寡妇机群），每日自晨至暮从老河口机场起飞，不断搜索侦察敌军行踪，夜晚照明弹闪耀夜空，日军虽有空军协同作战，但迫于劣势，不敢妄动。因此日军人马只得昼伏夜行，躲避空袭。但日军驰援老河口的一支援军，路过茨河西南山区行军中，仍被黑寡妇机群发现，当其主力部队在山间匐匍前进之际，中美强大机群沿棉羊山至宋寨之间方圆十里的山谷两侧投下大量重磅炸弹，并用机枪来回密集扫射，穿梭扫炸持续两三小时之久，致使日军伤亡惨重，尸横遍野，武器弹药马匹遗弃无数。
在这一战役中，日军侵襄总指挥黑赖，于谷城庙滩的白虎山被我军击毙，一时群魔无首，残余日军连夜溃退，撤回襄阳，龟缩城内将近月余。日军攻占老河口战役遭到我军一二五师、一二七师的坚强抵抗，同时接连遭受惨败，日军遂于四月二十六日狼狈撤离襄阳。日军撤离时，为躲避我空军的追袭，只敢采取分散行军，取道随枣退回武汉，直至无条件投降，未敢再窥视襄阳。
残暴统治
日军此次犯襄，仍然采取其“以华治华”的一贯手段，利用当地的劣绅、恶霸及汉奸等民族败类为其效劳。入城后，即在襄樊两城成立了两处行政管理机构——维持会，借以维护其统治权利，并假手于这批汉奸搜刮百姓。汉奸们把搜刮的财物奉献给敌人，作为慰劳品，还美其名曰“大东亚共荣纪念品”。日军在城郊实行大肆地明抢，汉奸们则在各处帮助敌人进行暗夺。维持会责令居民每天要送鸡子、鸡蛋、牛肉慰劳日军，日军士兵又不断在四乡民舍搜取禽蛋财物，一时城乡居民不堪骚扰，纷纷逃离，造成十室九空的悲惨情景。
襄城维持会会长是施炳煌，此人系原商会会长，是襄城的大奸商。副会长是钟占元，为洪帮的大爷，流氓地痞之类人物。樊城维持会会长是廖固五，副会长是李树滋。维持会设有“俱乐部”，由襄阳城内的私娼外号叫“一枝花”的女人任管理员，她网罗了一批稍有姿色的娼妓，所谓交际花，送到日军司令部，供日军官寻欢作乐。在日寇占领襄樊不到一个月的光景中，维持会内这批民族败类，甘为敌人效劳，百般献媚，残害百姓，坏事做尽，可谓无耻之极。
兽行纪实
侵华日军在占领区内，奸掳烧杀，无恶不作，占领襄樊期间，亦不例外。其凶残之极，手段之狠，实罄竹难书，现将能详其姓氏者罹难实况记述一二。
一九四五年三月底，两个穿黄呢军服的日本军官，窜至襄阳东门外王家洼地方进行骚扰，行至某姓人家门外，忽闻有婴儿啼声，两日军大喜，认为有婴儿必有妇女。此时这家儿媳因生育未能逃离躲避，正在家中坐月子还不到一星期。两日军即破门而入，可怜该妇女竟惨遭日军轮奸。类似强奸产妇事件在襄阳沦陷期间，曾发生多次。
日军初入襄城，每日派宪兵在各街巷巡逻，见到可疑之人立即进行捕杀。在襄城新街口，一个叫张发祥的精神病患者，看见日寇巡逻兵，即在街上高声喊叫：“学生们天天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这可来了！”日本宪兵立刻把此人绳捆索绑，推倒街心，先用刺刀戳穿肚肠，然后当街枪毙。
日军这次侵襄，已是陷入东南亚及太平洋战争泥沼不能自拔的时候，已经到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境地，军队装备给养及弹药武器均日见支绌，完全靠搜刮掠夺过日子。日本士兵只要看见百姓穿着一双象样的布鞋，也不放过抢劫的机会。日军从襄阳逃跑的前一天，在各街强拉民夫，为其运送弹药，四箱弹药为一捆，两个民夫作一抬，这队民夫队伍刚出小北门，其中两民夫抬的绳子断了，四箱弹药箱分裂坠地，箱盖跌开，只见全系装满的鹅卵石子散落满地。日军见其伪装败露，恐被我侦知他们弹尽粮绝之真象，而恼羞成怒，当时把这一队运输“苦力”，共二十余人全部用铁丝戳穿右手腕，然后一个连一个地全部推入汉江，惨葬水底。这批被杀害民夫有名姓可考者，有红花园街的万保禄、东街的刘守全两人，其余二十多人已不详其姓名。
此次日军侵占襄樊，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接近败亡的前夕，其凶狠残暴远非侵华初期之可比。在襄阳沦陷一个月中，作恶多端，襄樊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侵华这段罪恶历史，不会忘记日本军阀的侵略好战而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惨重灾难。
襄阳县地方团队的覆灭历史回眸
襄阳县地方团队的覆灭

段祖国

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疯狂进攻，迫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宣布无条件投降。
一、襄阳地方团队的整编
正当全国各族人民为庆祝抗战胜利而欢欣鼓舞之际，国民党政府却违背人民意愿，下令国民党军队迅速控制全国各主要空运、水运、铁路、公路的交通干线，占领各军事战略重地，一面向日军占领区推进，接受日军投降，一面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布防，准备挑起内战。　
根据国民党中央的部署，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中旬指令驻在襄阳、枣阳地区的二十二集团军孙震，率部开往河南确山、驻马店一带，命令原驻南漳、宜城地区的二十三集团军冯治安，率部东渡襄河，沿襄花公路（襄阳至孝感花园）向豫鄂边境的湖北应山、广水与河南信阳一带铁路沿线集结待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及其卫戍部队，也北移河南郑州。鄂西北地区的防务，则由第六战区六十六军周岩前来接管。
不久，周岩的部队也奉命北上，鄂西北地区的防务即交给当地保安团队接替。湖北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程成，命令辖区内各县保安警察大队，接替本县城防任务，襄城及樊城的城防，分别由湖北省保安警察第二大队和襄阳县保安警察大队担任，程成还下令要求各县政府与县自卫总队部，对各所属区、乡自卫队迅速进行整顿，以加强地方治安联防力量。
襄阳县自卫总队（总队长系县长傅良属兼，专职副总队长为康克明）根据程成的命令，除派员督促各区、乡及时整顿区、乡自卫队外，又决定成立一个县自卫总队直属青年自卫大队，大队的人员、武器均由三民主义青年团襄阳分团部所属的地方武装服务队中抽调，大队长由三民主义青年团襄阳分团韩事长、王汉福兼任，大队下属四个中队，第一中队由张湾原武装服务队的余世华、黄先福任正副中队长，第二中队由东津的原武装服务队的樊成荣任中队长，第三中队由双沟原武装服务队的赵大洪任中队长，第四中队由原程河武装服务队的赵宣浩任中队长，这些自卫队的整编，表面上看增强了全县的防御力量，其实是一群素无训练的乌合之众。
二、襄阳县地方团队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军进攻
一九四六年春，蒋介石根据各地报告，认为全国范围内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于是他背信弃义，悍然撕毁了国共两党一九四五年十月共同签署的“双十协订”，向全国各解放区发起了猖狂进攻，挑起了全面内战。
驻守在大别山麓平汉铁路东侧的新四军第五师遭到国民党部队的围攻，五师司令员李先念被迫率领全体指战员突围，越过铁路线向豫、鄂、陕边境作战略转移。
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命令与豫、鄂、陕三省毗连的三、五、八区（即随县、襄阳、郧阳地区）的专员兼保安司令，迅速调集各县地方团队，严加防范，不许新四军五师沿线向南推进，同时下令各地方团队协助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五师突围西进的队伍进行追杀和堵击。五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程成，命令调湖北省保安警察第二大队星夜赶往保康歇马河一带，会同谷城、保康两县保安警察大队，向新四军五师进行堵击，以阻止他们进入武当山区，同时，下令襄阳、光化、枣阳、宜城四县县政府并自卫总队部，将县属保安警察大队、自卫队，在靠近河南唐河、新野、邓县边境集结，协助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五师进行“围歼”，并守护襄河西岸河防。
襄阳县自卫总队部根据程成的命令，将县内的兵力进行了调整。襄樊二城的城防由县直属青年自卫大队的一、二中队担任，派县保安警察大队、县直属青年自卫大队、四中队与襄东北、襄北各区、乡自卫队驻防张集、双沟、程河、朱集、古驿、薛集一带，协助国民党二十师（系未整编前的番号），对新四军五师部队进行阻击。二十师在双沟、程河一带与新四军五师部队先头部队发生遭遇，激战一天，新四军先头部队在完成掩护后续部队西进任务后，即主动撤离，这次战斗后双方有较大伤亡。县直属青年自卫大队三、四中队和沿线区、乡自卫队，都被新四军五师部队击溃，县直属青年自卫大队第四中队队长赵宣浩和队员数人，在程河赵岗被新四军五师击毙。县保安警察大队在古驿一带与新四军五师部队接触中也多有伤亡。
一九四六年九月，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襄枣边区（耿集、黄龙）根据地人民武装袭击了东津乡公所和自卫队，东津乡乡长、李朗星亲侄儿李明诚和乡警、自卫队士兵数人被击毙，在襄东、襄东北的一些地方，也相继出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这对当时国民党的区乡统治是一个严重威胁。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党武汉行辕（即后来的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抽调整编的八十五师驻扎鄂北，“清剿”新四军的地方武装，该师所属二十三旅（旅长黄子华）和师炮兵营、军士教导队担任襄樊防务。他们在襄阳西南门外的万山至观音阁一带，修筑了防壕沟、暗堡，还在襄樊二城构筑了城垣工事。
一九四八年元月，奉命东调的八十五师，留下该师军士教导队数百人在襄阳继续训练，由川鄂边区绥靖主任公署指挥的整编第六十师，从宜昌调来接替，该师所属的一六三旅驻光化、谷城，一六四旅驻襄樊，另在老河口新成立了一○四旅，全师兵力合计五千人，受新成立的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直接指挥。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直属部队仅有一宪兵连和一个警卫营，共约六百余人。
从敌方总的兵力部署来看，仅占领一些据点，无力出击。这样，广大农村在共产党领导下，迅速变成了解放区。
三、襄阳县地方团队的彻底覆灭
十五绥靖区司令部康泽来襄阳后，枣阳、襄阳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襄东、襄东北、襄北都已成为解放区。康泽令五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李朗星，把流散在樊城近邻的襄东北、襄北一带的零星区乡自卫队近两千人组织起来，配合襄阳县保安警察大队向解放区进行“扫荡”，多次被解放区人民武装力量所击溃。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配合江汉军区部队向鄂北发动了进攻，击溃了襄樊外围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团队。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即向襄樊市区发起了攻势，从老河口窜逃此地的一○四旅担任襄阳城防任务，襄阳县各区乡自卫队临时编为三个大队，由刘海波率领，协同国民党一六四旅的一个团守樊城，一六四旅另外两个团守襄阳西南门外山防，十五绥靖区司令部警卫营和八十五师军士教导队为机动部队。
由于人民解放军炮火猛烈，樊城城防先被突破，一六四旅旅部和所属的一个团，以及襄阳县自卫队都撤到襄阳，加强西南门外的山防力量。
襄阳西南外的山防阵地，是战斗最激烈的地带，在解放军的猛烈进攻下，万山、真武山、羊祜山均被解放军占领，国民党军队退回城内。为了垂死挣扎，康泽下令十五绥靖区司令部警卫营与八十五师军士教导队从西门出击夺万山一带山防阵地，一六四旅也抽调一个团的兵力，夺真武山一带阵地，襄阳县刘海波带领的三个自卫大队夺羊祜山一带山防阵地。
十五绥靖区司令部警卫营和八十五师军士教导队行至西门外张家堂（现二桥头）与解放军展开激战，双方死伤严重，国民党军队无力再战，其残余部队龟缩城内。一六四旅的一个团在真武山脚下受到痛击后也退回城内，襄阳县的三个自卫大队在羊祜山也遭到解放军的重创，死伤惨重而退入城中。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晚，人民解放军向襄阳城发起了总攻，先破西门而进，城内国民党守军与襄阳县地方团队全部被歼。七月十六日襄阳城全部解放。至此，襄阳县地方团队彻底覆灭。

周三根大烟馆历史回眸
周三根大烟馆

田国柱

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逐步沦陷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与此同时，战争的导火索——鸦片，就象死神一样侵蚀着中华民族的肌体，直到民国年间，各地还设有鸦片烟馆，从事着罪恶活动。
民国初年，襄阳城有一家较大的鸦片烟馆。这家烟馆设在城隍庙旁边（现在襄阳大市场旁）。烟馆是由周三根、钟占光二人经营，以周三根为主，钟占光协助采购大烟土。此烟馆有房子三间。虽外面没挂任何招牌，但众烟客都知其奥秘。烟馆生意兴隆，每天门庭若市，吸食鸦片烟者甚多。这些烟客中，开始多为中、上层人士，后来军人、百姓也进去过过烟瘾，甚至就连讨饭的乞丐也时有出入。
烟馆内设有烟铺（又叫烟床），这种烟铺就象北方的炕一样，靠铺里面放一枕头，旁边放一小平桌，平桌上放有一盏灯，凡进去吸食者先上炕，然后由老板点燃灯（过去的灯，一般以蜡烛和食油为燃料，后来用少量的煤油，当时称为洋油），灯点燃后递上烟枪。鸦片烟有的熬成烟膏，有的做成烟棒，还有烟白粉。用烟枪吸食以烟膏为主，每盅烟当时值二百钱。吸食者少则一盅，多则两盅。烟客中也有人以医治小毛病为由去吸食的，但成瘾后不吸食就四肢无力，精神萎靡不振。所以上瘾者总需千方百计弄钱吸大烟，有的拆房卖砖瓦，有的卖地，甚至卖妻儿。听说襄阳城有一人叫刘永均，是当时很富有的人家，其五儿子继承家业后，因吸食鸦片成瘾，把若大个家业变卖一空，落得个倾家荡产的下场，由五少爷变成了叫化子。
后来，民国政府襄阳公署张贴布告，告诫人们：鸦片乃是亡国灭种之毒品，禁止吸食，自布告之日起，如再有吸食以及经营鸦片者枪毙。襄阳商会主席润大章的太太因久吸成瘾，无法戒除，结果触犯法令被枪毙。
为避政府惩罚，此烟馆不敢公开营业，而把鸦片制成烟棒和白面暗地出售。直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民国二十九年，此烟馆才真正关闭。
当时曾有人把吸鸦片烟的危害编成“新上大人”的歌谣，劝告人们不要吸毒。
“新上大人”把吸食鸦片烟的危害刻化的入木三分。歌曰：
上了大烟瘾，  
六亲都断冷，  
朋友去借帐，  
出挺（出洋相）。 

大瘾把家败，  
小瘾欠下债，  
房子和田地，
尽卖（卖光）。
  
人说烟不好，  
我道也知晓，  
有心把它戒，  
晚了。

孔是文中人，
一片好诗文，
皇上贴了榜，
无名。

一根好烟枪，
英雄被它伤，
要得精神爽
高装（装满）。

己亲门前站，
容颜实难看，
绿帽子一顶，
妻子别人占，
不是两口瘾，
谁肯。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历史回眸
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

易蒙真

1938年秋天，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司令部由潢川移驻樊城，接着又迁至老河口。这个战区有一个其它任何战区都没有的新型机构——文化工作委员会。其所以谓之新型机构，表现在，一个官方机构显不出什么官气，除了伙夫、勤务兵穿着军装以外，有将、校等不同官衔的领导人员和一般尉级工作人员，都是穿着黑色或其它颜色的中山服、学生服，年龄较大的象教师，青年人象学生。其实，多数工作人员也都是刚从学校出来参加抗日救亡的学生。
第五战区有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使第五战区范围内的青年，特别是鄂北青年，有了抗日救亡的好机会。文委会的主要领导都是由当时知名学者、作家组成，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满怀救国热忱的青年学生，自然也不会存在什么官气，因而被人们称之谓新型机构。
第五战区文委会主要成员是：主任委员钱俊瑞（少将）、副主任委员曾狄秋（少将）、委员有孟宪章（少将、另有长官司令部参议衔）、胡绳、臧克家、姚雪垠、郑楚云、关萝觉等。文委会设有一个文化工作团，是文委会在战地的流动工作机构，团长由臧克家担任。除了这些主要成员以外，文委会本身还有四名普通工作人员，分别担任财务、事务等项工作。文化工作团有副团长一人，团员20多人。
文委会进入鄂北以后，首先接管了原地方主办的《鄂北日报》，把《鄂北日报》改为《阵中日报》，由胡绳主编。《鄂北日报》原属一般性报纸，缺乏时代性，文委会接管后，提出了鲜明的战斗口号：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版面、内容为之一新。紧接着，《阵中日报》选聘了富有朝气的知识青年担任战地记者，及时采访、报道战区各部门、各阶层救亡活动的生动事迹，有力地推动了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情。
文化工作团的工作也是别开生面的，他们的演出不局限于舞台，而更多是以街头剧为主要的表演形式，凡是人口集中的地方都是他们的舞台。当时演出的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流亡三部曲》等等。这些街头剧虽然都是短小剧目，但内容紧密结合现实，表演形象生动，演出时观众无不痛哭流涕，泣不成声，大大地触动了人们同仇敌忾的心情。
文工团另一个工作方式是编写大型墙报。大型墙报当时在鄂北地区还是创举，不仅在宣传工作上收到良好效果，也为以后的宣传部门提供了一种新的工作形式。他们编写的大型墙报有文字、漫画，编排新颖，色彩鲜明，对群众颇富吸引力。
为了建立广泛的文化工作网，文委会在均县净乐宫东侧开办了文化工作讲习班，招收进步青年学生60余人，进行短期培训。培训期间，由胡绳讲哲学，关萝觉讲国内外形势，郑楚云讲宣传方法，孟宪章讲经济学，姚雪垠讲抗日文学。培训50天左右以后，分配在各交通干线上建立文化站。当时建立文化站的县有：襄阳、南漳、荆门、枣阳、光化、谷城、均县等，乡镇有：欧庙、武安、双沟、七方岗、柿铺、朱坡、太平店、仙人渡、孟家楼、石花街、草店、土桥、大北、六里坪等，共建立20多个站。文化站每站多者4人，最少2人。具体的工作是：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配合当地政府研究、组织和办理抗战的一些后勤工作，如组织救护队、运输队、担架队，筹集粮秣等等。
一个只有2至4人组成的文化站，要承担上述的工作，其繁重程度是现在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绝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能以革命的工作态度对待工作，不计较极其微薄的工资待遇，保持高度的工作热情。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而且没有休息日。他们辛勤的工作，在短暂的几个月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第五战区的鄂西北及豫西南一些地区，都有文化站工作人员的足迹，所到之处，抗日之声迭起，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空前高涨，积极贡献力量，对以后的几次抗日战役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化站工作人员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很快同群众打成一片，这与国民党部队里普遍存在的漂浮的形式主义作风和糜烂的生活作风有着天壤之别，很快引起国民党一些人员的不满，认为这些人一定都是共产党。在某些人的眼里，文委会、文工团和文化站，都成了他们的眼中之钉。也就在文化站工作普及展开的时候，国民党特工人员就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声称文委会是共产党的公开组织，长期存在必然将整个第五战区“赤化”。1939年3月，蒋介石申斥李宗仁，命令李宗仁立即解散文化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李宗仁毕竟还是开明的，他认为，文委会对抗日救国有利，自己成立这样的组织是问心无愧，但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后果也难设想。于是，李宗仁下令将文化工作委员会改为设计委员会，原文委会委员，一律改为设计委员，文工团和文化站的工作人员编入第五战区政工总队第八中队，学习两个月以后再分配到各工作站工作。
文委会及其下属机构的工作人员中有少数共产党员和中共预备党员，其它非党的工作人员和党的工作人员在一起工作、生活，受到了一些积极的影响。这些人对于改编当然是不会满意的。改编不到一个月，文委会和文工团的很多人员先后都离开了第五战区，只有家在鄂北的人员，无处可去，大部分都被编入第八中队。就这样一个宣传抗日救亡工作卓有成效的进步组织到此结束了。它在鄂北豫南的工作时间还不到一年。襄阳城“义务消防队”历史回眸
襄阳城“义务消防队”

易蒙真

建国以前，襄阳城和其它很多中小城市一样，没有官办的消防机构，一旦失火，人们只能用盆和桶装水去泼，火势小，这种办法还可以对付，火势大，其后果自然是不堪设想。那些年代，因遭受火灾而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当时的政府官员们只想捞钱，谁也不会考虑到设置消防机构。
火灾带来的严重后果，令人不寒而栗。襄阳有句俗话叫“有钱的怕事”，尤其是一些富绅巨贾，一提起火灾莫不谈火色变。在三十年代初，基于为其自身生命财产的安全，相应地也可为地方办点好事，由几家绅商出面磋商，联合倡议成立襄阳城民间消防队。这个倡议得到了多数绅商们的赞同，并即募捐了一笔经费购置消防工具。
由于募捐的经费不太多，购买最简单的消防工具后也就所剩无几，经决定因陋就简建队，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义工。
消防队的负责人称“会首”，由几家知名绅商轮流担任，任期一年，其任务是：保管、维修救火车，组织义务消防人员，处理因消防受伤或死亡人员的善后工作，视需要进行再募捐，张榜公布捐款和开支的明细帐目等等。它不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有事就在襄阳商会会议室商议处理。
消防队购置了两台救火车，几十米帆布水管和两支喷水铜管，没有防火衣帽，为使消防人员在工作时和其他人有所区别，缝制了40件兰粗布对襟坎肩，背后写有白色“消防”二字，这就是消防队的全部设备。
当时的救火车结构简单，它靠人工灌水，人工加压把水挤出去，最大扬程不过十米。压水时最少需要八人，四人一组，轮换压动，压动时必须快速，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两台救火车分别放在小井龙王庙和五香庙，实际保管者是这两处所在地的保长、甲长和附近的居民。小井的位置在现在的西大街粮油议价销售店的门口，紧靠小井的北面是龙王庙，五香庙的旧址在北街供电局营业所南墙对面。
实际担任消防的工作人员，除了两名青年商人担任小队长外，其余全是襄阳城内挑卖水的劳动者。通过城关镇公所（昭明镇的前身）绅商们把城内四名更夫组织起来，并在近百名挑卖水者中挑选了40名精壮者担任消防队固定的队员，编成两个小队，小井地段为第一小队，龙王庙为第二小队，每小队20人，编为压水、喷水、勾叉三个组，正副组长均由队员互选，四名更夫担任报警。并规定未编入小队的卖水者，在发生火灾时一律停止卖水，直到火灭为止。
更夫，十有九个是鳏夫，都是些无依无靠穷无立锥之地的单身汉，从小穷到老。为保住打更这个职业，他们对官方或绅商们的什么指派，无不唯命是从，一旦发生火灾，最先是他们闻风而动，几乎是四条街的锣声同时敲响，他们一面乱敲铜锣，一面声嘶力竭地叫喊救火，接着就是穿着兰色坎肩的卖水者，拼命地推着没有滚珠轴承的救火车，吃力地向失火地点推去。到适当位置后，喷水组连忙架接水管，同时，一担一担的水不断地倒入救火车的水箱，压水的四人八只胳膊上下齐动，其用力之猛，不亚于武松打虎，确有舍生忘死之势，不如此努力，水就压不出去。站在救火最前面的是手执喷水铜管的消防队队员，虽然没有消防衣帽，仍能尽量靠拢燃烧位置，对准火根喷射，勾叉队员则手执勾叉，尽可能地把房屋内的衣物往外勾，或者勾垮已燃的屋架，避免火势蔓延，有时两台救火车距离很近，双方无意或有意地开展竞赛，比谁喷出的水高、有力。此刻，粗壮的吆喝声、喊叫声，不绝于耳。挑卖水者在这种特殊场合显示了力量和见义勇为的精神。
消防队在几次救火中莫不如此，围观者总是异口同声地啧啧称赞。原来称谓的“民间消防队”，被人们呼之谓“义务消防队”，或呼之谓“义勇消防队”。不管如何称呼，他们在救火之后，脸上现出满足的神情，缓上一口气，拧干衣服上的水，就带着各自的工具欣然离去。
（1989年）襄阳防空义勇警察队历史回眸
襄阳防空义勇警察队

易蒙真

日本侵略者发动芦沟桥事变以后，经常地向我国分布有军事设施的城市进行狂轰滥炸，樊城筑有一座军用飞机场，不可避免地成为日军袭击的目标。为保卫机场和市区的安全，1937年秋，襄城设立了防空指挥部，主要任务是负责城区空袭预防。
由于国民党政府财政困难，军事设备也极其有限，樊城飞机场建成以后，虽曾来过几架飞机在襄樊上空盘旋，那是试用机场跑道，过了没几天，那几架飞机就全部调走了。空中没有飞机，地面没有高射武器，预防空袭的唯一办法就是躲避。躲避也要讲究方法，即做到有准备、有组织地预防。那时，襄阳还没有汽笛，当敌机空袭时，就用人工摇动的警报器报警，声音特别刺耳难听，人们一听到此声音就感到惶恐不安。顷刻，大街小巷上行人乱作一团，摊贩们忙着收摊子，商店忙着上铺板，这时只见大街上出现了身穿黑色警服，佩带蓝色袖章的警察，他们手执绿色警棒，紧张地进行着疏导工作。他们一面催促摊贩和商铺赶快收拾摊子关门停止营业，一面指挥行人进入附近的防空壕洞。不一会儿，全城已是家家关门闭户，路上无一行人。这时，警察们每隔50米站一人，立于屋檐下，继续进行交通管制。这些警察佩带的袖章上印“义勇”二字，他们就是防空义勇警察。
襄樊防空指挥部除了摇动警报器的是专设人员以外，其他职务也都是由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职员和别动总队驻襄阳的一个中队分别兼任，对防空的具体布署是：动员居民在各自住地的适当地方挖防空壕洞，精选青壮年市民成立防空义勇警察队，指挥部负责动员组织别动队队员训练。
一九三七年秋，防空指挥部通过昭明镇公所挑选了青壮年市民120人，挑选的标准比较高，因为是义勇警察，既要义而且要勇，被挑选的市民都具备年龄在20岁以上35岁以下，身体健康，家庭小康，本人在家庭中负担不大等等条件。挑选后每天下午4—6时在现五中前面广场训练两个小时，15天结业。训练内容分学科、术科。“学科”包括防空基本知识、救护常识。“术科”属次要，只教习一点起码动作。在训练结束后，防空指挥部对受训人员作一次较长时间的讲话。主要内容是讲明防空的重要性，激发其爱国保家的思想，树立同仇敌忾的决心。然后编成四个防空小队，每小队三个班，每班十人，小队长由指挥部派人兼任，班长、副班长由防空指挥部在受训人员中指定，同时宣布襄阳城义勇防空警察队正式成立。
防空义勇警察队成立以后，消除了过去受空袭时的混乱现象，对有秩序的防空起到积极作用。首先是义勇警察本身能够起到实际作用，能够招之即来，来者有用，当敌机尚未侵入市区上空时，居民们已秩序井然地进入了防空壕洞，使居民的生命安全得到保障，这是义勇警察认真工作的主要成绩。其次是发现有被炸死炸伤的情况，义勇警察立即动员附近居民共同处理善后工作。死者家属收尸，自行处理，无人认尸者，由义勇警察向上汇报，领取木匣葬于虎头山下，伤者则送医院治疗。
襄阳城区义勇警察对襄阳城区的防空工作有显著的贡献，他们不仅没有任何待遇，连各人的装备，如警服、绑腿都完全自备。但他们不怕死、不怕苦，认真负责。他们的献身精神得到防空指挥部的表扬和城区居民的赞誉。法币·金元券倒闭历史回眸
法币·金元券倒闭

吴慎先

我国的货币，民国时期流通的种类有：元宝、银元、铜币、镍币、银元券、铜元券、钱票等，极为庞杂繁乱。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三月十日，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同年七月一日开始发行。但日本在华北一带公然走私，使我白银大量外流，金融安全岌岌可危，英国深恐殖民经济崩溃，急于插手帮助国民政府改革币制。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一月三日，国民政府下令自四日起，全国一律以中国、交通、中央三行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没收，并宣布白银国有。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国民经济发生严重赤字，国民政府依赖增发法币，以弥补财政赤字，结果通货发行与物价上涨步入恶性循环，法币越发越多，币值越跌越低，这种情形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更为严重。
民国三十六年六月至八月《金融大势》记载：“老河口近两月来，各商业人口，多屯货不卖，静待涨价，市面银根奇紧，头寸短绌，周转不灵，各业交易疲滞，市况萧条，百元及两百元小额钞券不受欢迎。物价波动，涨跌无常。棉花每担由六十六万元，升至九十二万元”。
“樊城大雨水涨，交易清淡，市面银根奇紧，各项物价均猛上涨，尤以黑木耳、熟米两项为烈，计熟米每担十六万元涨至二十万元，黑木耳每担一百四十万元涨至一百九十万元”。
“自忠县（宜城县）物价飞涨，市面银根紧绌，贷款暗息高抬至二角五分，商业萧条”。
人民对法币信心与日俱减，人人争存实物。边远地区恢复了使用硬币与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都不愿将法币在手里过夜，竞存银元、珠宝及一切昂贵物资，以免受法币贬值之灾。这样一来，通货不断膨胀，而且流通幅度愈来愈大，速度愈来愈快，国民政府印“小钞”来不及，改印“大钞”，于是更加速了法币的崩溃。
人民对法币的信心低落速度,比法币发行额快得多。民国二十四年至民国三十六年间（1935年一1947年）法币发行额增至一倍，物价约涨四至六倍，民国三十六年十月底止，法币发行额约为战前一万倍，而物价上涨至十万倍。
国民政府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于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1948年）颁布发行“金元券”，当时对发行的金元券面值一共有十六种，计本位币“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辅币有“一角”、“二角”，金属辅币有“一分”、“十分”等。
国民政府为了推行金元券的发行，法币兑换日期为三个月，即从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止，每一金元券收兑法币三百元，值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值台币一千八百三十五元，值美钞二角四分，值纯金五厘，值纯银三钱二分，值银元半元……
金元券发行不到两个月，全国各地出现了强烈反响。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四日（1948年）南漳县政府在一份训令中记载：“僻远乡镇近有少数不肖商人公然拒用新币，从事金银黑市买卖，属殊不法已极，应即令转所属，严格查禁，违者概依扰乱金融论处，黑市交易金银应全部没收，以五成提奖……。”布告人民建立新币信心，以维币制。
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湖北省建设厅厅长余正东巡视鄂北电称：“据此查鄂北大军云集，收兑法币限期已满，军人持有法币，市面无法流通，易滋纠纷。如不设法收兑，市场方面势必发生重大影响”。
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四日至十一日仅七天之内，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李朗星给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笃伦的四份叩电记载：
一、十二月四日电“现法币兑换逾期社会极呈不安”。
二、十二月六日电：“查樊城现因法币无银行据兑以致罢市，民不聊生”。
三、十二月六日又电：“收兑法币已逾期，因而一般人民拒绝使用，社会不安，市面停顿，恳即饬银行携带大批金元暨辅币来樊收兑，以杜危机”。
四、十二月十一日电：“最近民间衣粮均尽，法币又告倒闭，人情悲愤，险状难言，恳速转中央迅令来樊代理国库邮，延长法币或空运金元券交职县银行代换以安人心，而救危机，盼速电示”。
金元券从出笼到流通，不到一年时间，随着国民政府的垮台而废弃。解放前夕的襄阳城区社会服务处历史回眸
解放前夕的襄阳城区社会服务处

段祖国

解放前夕的襄阳城区社会服务处，设于北街中段（新街口），北街粮油店北侧，此址原系谷城茨河镇米姓的两栋壁连五进五院木质砖瓦结构的二十余间（一九三八年农历九月十二日被日本飞机炸毁了部分）残存的私人住宅。一九四二年年底，米姓全家老小拟迁回茨河乡间避难，遂托友人介绍将尚残存的房地产作价卖给襄阳县政府修建城区社会服务处之用，买卖双方在房价上进行了数次协商，一九四三年元月底签字成交。
襄阳县政府购得此房地产后，即派建设科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实地勘测，并根据该处的建筑要求，绘制出了建筑设计施工图纸，连同费用预算一并报县参议会批准。是年二月开始拆建工程，社会科、建设科派员督建，拆建历时半年，八月底即告竣工。竣工后该社会服务处的房屋建筑、环境布置是：连壁南北正门外为一方形花园，沿街面石阶内立有石柱用铁环穿连的围栏，院中砌有水磨石圆形大花坛，四周设有小花台相围衬。从花坛背后南北两侧矗立有高二点六米、宽一米的木质板牌式活动日历牌，水磨石碑式台面上部嵌有圆形大时钟，南北正门正中墙壁上有张文伯书“襄阳城区社会服务处”大幅红色标志。南正门内为五进五院，各院连壁有便门与礼堂、大厅相通。第一进连同院内南北偏房，设有来客登记、物品寄存处、理发、摄影部、办公室、招待人员值班室、贮藏室等。二进至五进为旅客住宿部，设有单人房、双人房、四人房、集团间，计四十多张铺位。各房间内置有：桌子和简易木质硬心沙发、橱柜、床帐、被褥和嗽洗用具及茶具，五进后院内设有男女厕所。北正门内为三进三院：第一进（入正门内）为长形两用（会厅、餐厅）大厅，可供二百余人开会、进餐之用。二进为礼堂，礼堂横匾系段西屏所书，礼堂后院天井南北有走廊，南北偏房为喜房，两房均置有桌椅、沙发、衣橱、梳妆台、木架床、被褥、单帐、灯茶具等。第三进为长形大院北墙偏房八间，设有保管室、茶水房、伙房、工人宿房，后门处有水井一口。小卖部、浴室（包括女浴室）附设于前门路东三十米距离的县政府员工消费合作社内。
新建工程竣工后，县政府派县政府消费合作社经理王中经兼任该服务处经理。经理下设专职业务主任一人，协助经理处理服务处内日常工作。会计一人、办事员一人、保管员一人，负责交际和公物管理事宜。雇用工友十二人，负责来客登记、招待（俗称茶房）、炊事、理发、摄影、勤杂等项工作，由于待遇低，在服务处营业额提补工友伙食费。员工工薪由县财政拨付。
九月初，验收新建房屋，选聘职工、购置家具、床椅被褥、炊事、茶具、植草种花美化环境后，于十月一日正式开业。
城区社会服务处的设立，对军、政、商、民各界集会，举办婚、寿喜庆，以及因公来樊或过境出差人员提供食宿，是襄樊两城仅有的一所服务设施配套齐全和环境优美的场所，深受惠顾的团体和个人的欢迎。
该社会服务处于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开业，直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停业。
注：
1、张文伯、段西屏二先生均为襄樊地区著名书法家。
2、该社会服务处于一九四五年五月日寇入侵襄樊曾暂时停业一月。
（1994年）湖北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及检察处历史回眸
湖北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及检察处

徐运福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为了适应全国司法机构整顿和改革的需要，减少审、检两家的矛盾和司法行政经费的困难，根据司法行政部和湖北省高等法院及检察处有关文件的精神，将审、检两家并为一家，即原来的各级检察厅一律改称为各同级法院的检察处。湖北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及检察处，在这种形势下建立和发展起来，人员从建院初期的十几人，发展到解放前夕的五十余人，前后经历了二十二个春秋。
高二分院及检察处，设在襄阳城南街，古樵楼院（原武昌会馆）内。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因日寇飞机轰炸襄阳城，迁至南漳龙门集办公。直到日本投降前夕，办公地点才由南漳龙门集迁回襄阳城古樵楼院内。
高二分院及检察处，曾两度易名，七次更选院长和首席检察官。第一次易名是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奉湖北省高等法院第七○七七号训令：将全省各地方分院改为（实际上仍沿用湖北省第二分院及检察处的印章）地方法院。第二次是在一九四八年元月十三日，奉湖北省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文字第八七九一号训令：将湖北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改称湖北省高等法院襄阳分院，检察处也改称湖北省高等法院襄阳分院检察处。七次更选的院长和首席检察官分别是：院长：第一任（不详），第二任何奇阳（1931年前后），第三任党积令（1932年前后），第四任王锡九（1934年4月―1934年7月），第五任刘世奇（1934年7月以后），第六任张文（1936年12月以后），第七任喻麟（1943年4月直至解放前夕）。首席检察官：第一任涂浚源（1928年2月―1934年12月），第二任张源淦（1935年l月—1936年），第三任张文粮（1936年12月以前），第四任徐继骐（1937年4月—1939年1月），第五任朱承赞（1939年1月―1946年7月），第六任蒋宗述（1947年4月—1948年1月），第七任唐继祖（1949年3月前后）。
法院的审判工作，实行“三级两审”制。“三级”即地方法院、高级法院、最高法院三个审级。“两审”即有些案件以地方法院为第一审，以高级法院为第二审，有些案件以高级法院为第一审，以最高法院为第二审，但不论何种案件，均限于两审终结。当时的高二分院（相当于现在的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襄阳、光化（现老河口市）、南漳、自忠（宜城）、枣阳、保康等地方法院移送的二审（刑事）案件和该法院直接受理的一审（简易刑事和民事案件）案件。法院受理的一审案件由推事（即审判官，相当于现在法院的审判员）一人审理判定。二审（刑事）案件由推事三人组成会议庭审理。审判长一般为推事兼院长担任，书记员办理案件的记录，并在判决书上署名。据有关资料记载：高二分院每年办理二审（刑事）案件总在千件以上，办理简易刑事和民事案件可达数千件。
高二分院检察处（相当于现在的襄樊市检察院）主要对高二分院受理的二审（刑事）案件实行检察、裁判与执行，对一审刑事案件实行侦察、提起公诉，对简易的自诉案件协助自诉、担当自诉。
高二分院内设院长（推事兼院长）l-2人，推事（审判官即现在审判员）3-4人，书记官长1人，书记官3-7人，候补书记官、学习书记官不等，会计1人，统计1人，录事3-7人。院长总理全院审判及行政事务；推事负责该院刑事、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书记官长（相当于现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佐理法院行政事务、管理人事、印信及文牍工作；书记官、候补书记官、学习书记官掌管和办理刑事、民事案件的纪录工作；录事承办缮写文件、油印表册、收发等事务。
高二分院检察处内设首席检察官1人，检察官1-2人，候补检察官、学习检察官人数不等，主任书记官1人，录事3-5人，法警3-5人，执达员l-3人。首席检察官（相当于现在市检察院检察长）职掌全处司法行政事务，兼办三分之一以上刑事案件，配受刑事案件，与院长商定核准文卷的销毁；检察官办理假释、保释及刑事侦察案件；候补检察官办理刑事案件的诉讼事务及案件的记录、结案和文牍事务；主任书记官佐理全处司法行政事务，管理人事、典守印信和兼办文牍；书记官、候补书记官为首席检察官、检察官、候补检察官办理案件的记录、编案及文牍事务；学习书记官办理统计、收发事务；录事承办缮写、印发表册、发售民、刑状纸及书记官事务；法警承担押解事务；执达员承办送达民、刑案件及扣押事宜。
法院的法官及检察处的检察官，实行的是“终身职”，非受刑事或惩戒处分不得免职，非依法律不得休职、转任。因此，法官及检察官一般来说工作比较固定，人员变动不大，被革职的也极少。他们在生活上享受较高的俸薪，在“官阶官俸”上设置许多梯形的等级。该院、处的法官及检察官根据官阶的等级、学历、任职年限划分为简任（又称简派）职、荐任（又称荐派）职、委任（又称委派）职公务员。简任分八级，享受这一生活待遇的是极少数，高二分院历任推事兼院长中，只有石镇湘享受过简任八级这一殊荣，但月薪仍按荐任一级（400元）发放。荐任职（法官及检察官）公务员分十二级，最高为一级，月薪400元，最低为十二级，月薪为180元，级差为20元。委任（检察官以下，录事以上）职公务员分十二级，最高为一级，月薪为200元，最低为十二级，月薪75元，l—4级每级相差20元，5—8级每级相差10元，9—12级每级相差5元。录事以下的其他勤杂人员为雇员，生活津贴一般为35元—100元不等。
除此之外，该院、处还要求所有人员要“以衙为家”，还有养老金，抚恤金等，其目的是为了安定人心，维护其统治地位。
高二分院及检察处的司法经费由省库或国库统一支出，法官及检察官的任免由司法行政部下文于湖北省高等法院及检察处，再由省下文于高二分院及检察处。特别是新任院长和新任首席检察官接印视事的这一天，事先院、处要发出公函或布告，公布任职的文件、就职典礼的地点及时间等。高二分院的就职典礼一般在樵楼院内的礼堂举行。其仪式为：一、主席就位；二、全体肃立；三、唱党歌；四、向党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五、主席恭读总理遗嘱，全体人员同时循声诵读；六、向总理遗像俯首静默三分钟；七、监督员就位；八、宣誓就位；九、宣誓员宣读；十、监督员训词；十一、来宾惠词；十二、宣誓员答词；十三、礼成。通过以上形式，在于教育全院上下精诚团结，增强新任院长或新任首席检察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国民党新生活运动在襄阳城内的开展情况历史回眸
国民党新生活运动在襄阳城内的开展情况

易蒙真

“纲维正，教化民，复兴民族之基础，未来种种譬如今日生啊”。这是国民党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歌，又称新生活运动歌。从这首歌字里行间可以看到“新生活运动”的实质，它是国民党在30年代政治工作的一种特殊形式。
在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形势下，蒋介石感到惴惴不安，于一九三四年春，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全国总会会长，各省、市、县设分会。同年，襄阳县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会襄阳县分会”。县长任分会会长，国民党襄阳县党部总干事任分会总干事，各行政单位负责人，中小学校长等担任分会干事。分会附设于县党部，分会下设总务、组织、宣传三个科。总务科长由县政府财务科长兼，其余两科科长分别由县党部干事兼任，其他办事人员也均为兼职。
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襄阳分会成立后，具体做了以下几件事：
1、吸收会员。各机关官员、职员，学校师生（不包括初小学生）均为当然会员。社会方面自愿参加的，来者不拒。会员胸前都佩戴一枚“新生活”徽章（似桃形的铝制品），徽章的中上方为国民党党徽，下为“新生活”三字。三十年代的襄樊人，胸前佩戴着一枚闪光的金属品徽章，颇有时髦之感，但只新鲜了数月，人们就看不见徽章的影子了。
2、各机关、学校都要学会唱“新生活运动歌”，并要经常唱。
3、在临街房屋的墙头上（旧时两户之间的墙壁头都露在街面上，墙上面有墙脊，目标显著）均用白底蓝字写着各类标语，内容包括：道德标准、行为规范、治安要求、卫生常识和要求等。一时间，襄樊二城的街道上到处可见“新生活”字样的标语。宽阔的墙壁上还书写有“攘外必先安内”的大幅标语。
4、规定行人一律靠左走（靠右走是从抗日战争后期美军进驻中国后，由美军驻华司令部改过来的）。
5、拆掉大街两侧的旧厕所。另在主要街道附近新建男厕所一至二个（无女厕所）。改变了原来极其肮脏的面貌。
6、夏天街上不许人光着赤膊，一经发现警察当即鞭打。
7、警察每天清早在主要街道督促家家户户打扫门前卫生。
8、组织学生在节假日到偏僻巷道检查居民室内卫生。
此外，“新生活运动”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向军政人员、青少年以及广大群众灌输“中庸之道”，祈求以“中庸之道”来消除广大群众的反抗情绪。规定各机关、军队、学校要以宣讲“中庸之道”为“新生活运动”的核心。每逢“总理纪念周”都要把“中庸之道”作为训话的重点（国民党时期的机关、军队、学校每周星期一上午第一件事就是举行“总理纪念周”用以纪念孙中山先生，纪念周开始是唱国民党党歌，接着是共同朗读“总理遗嘱”一遍，然后开始“训话”）。“新生活运动”开始之时，机关、军队、学校无不遵照执行。
当时，人们以“中庸”为最高道德行为标准。所谓“中庸”，就是不要“偏激”，遵循伦理法度。把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等作为“五伦”，为“天下之达道”。把“智、仁、勇”称为“天下之达德”。炎黄子孙必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进取之途径。而修齐治平必须“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又云，人具有天赋的道德即“诚”，“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诚者天王之道也，诚者人之道也”，“惟天下至诚为能化”等等，都是些为巩固其反动统治的孔孟之道。这种封建的孔孟之道，对初出茅庐的青年人，乍听还有道理，还有一些影响，时间一长，就不那么新鲜了，影响力也没了。特别对照当时的达官贵人的作为，他们口头说为民为国，实际上为己为利，感觉“新生活”只是空洞的说教，本质上没有改变“老生活”。不到一年时间的“新生活运动”在襄樊两城就销声匿迹，犹如昙花一现。
（1991年）

襄樊解放前电信事业概况追述工商史话
襄樊解放前电信事业概况追述

陈涛石口述严永农整理

解放以前，襄樊的邮政、电信机构是分开的。当时在襄阳城内及樊城镇上各设了一个电信局，都属三等电信局。襄阳电信局原址在县街（五监狱后门）对面，即现在的武警支队大院。一九○○年迁至马王庙街西端，即现在三水泥厂大门附近地方。抗战时房屋被日机炸毁，为了防空袭，迁到南门外仙人洞，直至解放。樊城电信局原址在樊西邵家巷，一九三五年迁到樊东鹿角门附近何庆大的二楼上。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防日机空袭，迁到樊城火星观城外，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才迁回林家巷百花古道附近，直到解放。
襄阳电信局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即一九○七年，是官督商办，没有局长，只有政府派去的一个官员，称监督，第一任监督是陈殿虎（陈涛石的先祖父）。当时电信只能通到沙市，一九二一年才修了襄汉线路，可通汉口。局长是曾当过黎元洪电务处长的包静臣。一九二六年后，局长是张保安，他是天津电报传习所毕业分配到襄阳电信局工作的。业务长原是杜朝阳，一九三五年以后业务长由陈涛石担任。张保安直到一九四七年才卸任调走，由张贻生接任，张未到任，局长位缺，便由陈涛石代理，直到襄阳解放。樊城电信局是一九二六年才建立，局长是张仲远。一九三八年局长是顾振中，他是南京人，在南京考入电信局，后调到樊城工作。业务长是施光炎，他也是考进电信局工作的。当时襄阳电信局有员工十人，樊城局有三十人。
建局初期，襄樊两地的电信设施极为原始落后，两局仅有英国制造的莫尔斯收发报机三台，是有线电报设施，发报要先由文字译成阿拉伯数码，由报务员按电钮长短时间发出，收报机是先收到长短划的电报纸条，由点划译成阿拉伯数码，然后再翻译成电文，很不方便。襄阳方面的三部机子除一部可直达沙市，其余两部都需通过跨河线经樊城电信局转往汉口、老河口、陕西安康。樊城电信局的三部机子，一部经中间局（随县电信局）配置威士登桥继电器（俗称帮线机即中继线）直达汉口，一部经老河口，再经中间局（郧阳电信局）直达陕西安康，另一部经跨河线由襄阳电信局转发沙市。
前期的电信局除仅有电报通信业务外，还没有长途电话。直到一九三二年，襄阳才有一部英国制的塞孔式五门电话交换机，除能直通沙市外，还要经跨河线由樊城接转汉口各地。樊城电信局同时也安了一部塞孔式二十门电话交换机，这时襄樊才有了长途电话，可以与全省各地直接通话。不过那时的电话非常简陋落后，叫音频电话机，在一对电线上，只能通一路电话。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间，樊城电信局安装了载波机，在一对线路上就可以同时通许多路电话，通话量也就较过去大多了。
抗战时期，军务紧急，通信繁忙，原来落后的襄樊电信设施，极不适应当时的需要。一九四八年冬，从南京电信局撤退到后方的一个电信班，有二十多人，带有较先进的英制威士登收发报机，俗称快机班，随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转移到襄樊。这个班当时划归交通部驻第五战区联络专员杨尧年调遣指挥。杨尧年其人性格较敦厚，思想进步，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对职工满腔热情，对青年关心爱护。一九三九年樊城电信局有两个青年，一个叫马鸣高，一个叫蔡宝森，是共产党员，在杨尧年的掩护下，逃离襄樊到解放区，免遭国民党特务的搜捕迫害。为了改善襄樊的通信设施，杨尧年便把这个快机班安排在樊城电信局协助工作，这样，襄樊的电报通信才有了较为先进的设备。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军王凌云部从襄阳南逃时，劫走了全部通信器材设施，裹胁职工到沙市，以后王部又从沙市西逃，部分员工携带两部电话机回襄樊坚持业务，以电话传递方式传送电报，因为没有电报机只好开展话传电报，直到襄樊第二次解放。襄樊民众电厂的创办始末工商史话
襄樊民众电厂的创办始末

武夫

襄樊民众电厂创办于一九三0年。当时在驻军第五十一师师长范石生的倡议和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刘骥的同意下，又经邀请襄樊两城的绅商富户代表杨君盘、雷韵午、杨君谟、唐晏卿、叶相丞等人磋商后，决定创办的。并以上述人士组成襄樊民众电厂筹监委员会（即筹备和财务监管），公推杨君盘、唐晏卿二人担任正副主任，负责全面的筹监工作。当即由杨、唐商聘了曾任过省电力处长的陈鸣霄具体负责电厂的设计规划和协助经理处理厂内行政工作。襄阳的毛伯屏、樊城的王柏园负责厂址修建和赴外地（沪、汉）订购发电机及灯杆、灯线、仪表等材料。同时还雇用了数名财会事务人员在筹监会工作。
创办民众电厂所需经费筹措问题，范石生、刘骥商量决定：一是在征收专卖税中附征百分之三的地方建设捐；二是由襄樊两商会向工商富户筹募一部分。后报经湖北省政府批准施行，计征募得银元八万元。
按原设计，在施工中需在襄河架设起超重过河线路，由于在当时襄樊地区尚无起重设备，架设过河线路困难很大，故无法施工。后经会商并报请范、刘裁夺，最后决定襄樊两城各设一发电厂，襄阳选定市区中心南街的莹感庙内为厂址（即现市司法局院），樊城选定前沟的陕西会馆内为厂址（即现定中街南段）。并由杨君盘任襄阳电厂经理，唐晏卿任樊城电厂经理。厂址选定后，两厂遂即动工修建厂房（包括机房、仓库、办公室、工人宿舍、水井等）。
一九三一年夏季，在武汉订购的五台67千瓦、230伏、50马力的柴油发电机（襄阳安装一台、一台备用；樊城安装两台，一台备用），灯杆、灯线、仪表大部分已运到各厂。并从武汉请来机电、安装检修工人十余人分配在两个厂里工作，加快了施工进度。不多久，襄阳的东街、南街、西街、北街、中街、新街、县街、法院街，樊城的前街、后街、前沟、后沟、陈老巷、兴武厅、鹿角门、四宫殿等主要街道，均树起了杉木路灯灯杆，架设了七股红铜输电线和灯具。继又给军政机关、学校、商店、电影院、剧院和少数居民，安装了灯线、仪表。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襄阳电厂于一九三三年元月，开始接火试机供电，全城夜市大放光明。樊城电厂，由于购件不足，致使延至是年五月，才开始供电。自此，襄樊两地结束了长期用滑油、煤油照明的历史。当时供电部门规定：每天晚上六时至十二时为机关、部队、学校、商店、居民照明供电时间；白天为木材、米面和其他加工业、电影院、剧院供电时间。另外，还规定了照明灯泡最大的不得超过60支光，一般为25至40支光；不准窃电、私自切断电源，造成停电事故的，要追究其责任；要按时缴纳电费等。并派专职技工经常巡回检修线路、灯具，保证正常供电。
一九三五年夏季，樊城遭洪水淹没，电厂的发电设备、仪表等受到严重损失，一时难以修复供电，即因此停闭。襄阳电厂虽未遭受洪水灾害的损失，但在一九三七年，爆发“七·七”抗日战争后，敌机不断的侵袭襄阳城，整天人心惶惶，加上库存柴油有限，勉强坚持供电至一九三八年秋，直至油尽断源，被迫停闭。
据说襄阳电厂的发电设备和樊城电厂残存的部分设备，在是年冬省保安第四团移防郧阳时，均被拆卸装箱运往郧阳，以后下落不明了。短短五年的新光织布厂工商史话
短短五年的新光织布厂

胡泽富口述徐运福整理

建国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同时，为了在政治上分化瓦解敌人，在思想上改造其反动思想，在经济上减轻人民的负担，人民政府贯彻执行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强迫劳动与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正确方针，襄阳地区公安处劳改科负责具体实施，相继兴办了烟厂、织布厂、砖瓦厂和两个劳改农场，投入劳动改造的人犯达500多人。襄樊市新光织布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该厂兴办于一九五一年，其厂房是由国民党政权时监狱改造的。建厂初期有管教干部近十人，投入劳动改造的犯人有50人，拥有织布机16部，开工生产的只有7部，每日可出布7疋，每天盈利14万元（相当于现币14元，与现币比约10000：1，下同）。截止一九五二年十月，该厂已投资一亿一千万元，投入劳改的犯人有100名，雇佣3名技术工人，拥有木织布机3部，铁织布机23部，已累计结余四千一百万元。
一九五二年该厂又随劳改科迁至现在市中级人民法院院内。一九五三年上半年，根据上级有关指示精神，为加强对在押犯人的管理，减轻各县劳改犯人管理的负担，决定公安处劳改科与襄北农场合并，犯人统一押送至襄北农场三分厂。至此，新光织布厂布机已发展到40部，投入劳动改造的犯人已达110人，年获利可达一亿九千二百万元。
劳改犯人归口管理后，又加之镇压和释放了一批犯人，这样造成了犯人减少和公安管教干部的严重超编。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各级公安机关采取了集体转业的办法。上级决定，原布厂的管教干部全部留下，设备不动，招收一部分社会青年，充当布厂职工，改名为“地方国营新光织布厂”，直属襄阳地区地方企业公司领导。
一九五四年，地方国营新光织布厂正式命名后，该厂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它从一个劳改场所，变成为一个生产场所，干部的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随之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以厂为家的主人翁精神和“寸纱不落地”、“爱惜一厘钱”的勤俭办企业的精神大大发扬，干部职工劳动热情高涨，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在这个时期该厂仅有六名行政管理干部（其中一名副厂长,营业员、统计员、会计员、保管员和司务长各一名），80多名青年职工，48台土布机，每月可为国家生产白市布1440疋（每疋布长4．8丈，一台机一天按一疋布计算）。工厂实行按件计资，每个工人每月可收入40元左右，这在当时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生产的发展，劳动效率的提高，造成了棉纱的供应紧张，特别是刚解放不久，襄樊市无纺织工业，仅有的几家小布厂和其它加工行业，均不能配套纺纱，工厂所用棉纱是花纱布公司从全国各地调运的，批量极为有限，满足不了需求，生产经常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况。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上级决定调整织布行业，国营地方新光织布厂立即下马。为保证重点纺织企业的发展，该厂全体干部职工以大局为重愉快地服从分配，并相继调入襄阳农具厂（现市车桥厂）、骨粉厂（现市化工厂）、市棉织厂、市毛巾厂、苏生织布厂（现提花织物厂）等单位。
新光织布厂自一九五一年建立到一九五六年撤并，前后只有五个年头，但从历史角度看，它曾起到一些积极作用。首先，它为改造犯人提供了改造教育的场所，完全打破了几千年来监狱只是关押犯人，犯人只是坐监消磨时光的专政方式，并以崭新的劳动改造教育的方式所代替，不少犯人接受人民政府的劳动改造，不坐吃闲饭，成为自食其力的有用新人。其次，是犯人归口管理后，经过严格的挑选，在社会上招收了一批品学兼优的青年，这些青年经过刻苦学习和锻炼，其中一部分成为行政管理工作上的里手和技术上的行家，另有一部分成为尔后襄樊市工业等各个行业上的骨干力量。再次，发展了襄樊的经济，解决了当时襄樊市人民穿衣的困难。
（1991年）丽波乳业的发展之路工商史话
襄樊市第一家规模型的奶牛厂
——丽波乳业的发展之路

潘君

　　襄樊丽波乳业有限公司位于襄江河畔，夫人城旁，是鄂西北地区集牧草种植、奶牛饲养、乳品加工、市场销售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股份制企业。丽波乳业的成长史见证了襄樊市牛奶市场萌芽、发展、壮大的全过程。
　　丽波乳业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朔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原襄阳地区五七干校时期。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的干部们饲养了一、二十头奶牛，只给地区领导、病人和缺少母乳的婴儿供应少量散装牛奶，那时还要凭票自带容器去买。1979年五七干校撤掉后，改为襄樊奶牛厂，是一家自负盈亏的国营企业，归市商业局下属的市糖酒副食品公司主管。当时只有15亩地，二、三十名工人，几乎没有设备，只有一排饲养棚和一台汽车，八十头牛。1981年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张裕龙是第一任厂长，在张厂长任职的六年里，奶牛厂进行了扩建。1983年和1984年奶牛厂投资四、五十万元，分两次从内蒙古、广西等地购回两车皮种牛，共一百多头，为以后厂内配种、繁殖、培育奶牛品种，扩大规模，增加产量打下了基础。1982年开始，生产的牛奶也改成瓶装奶供应市民。消毒杀菌使用一种特制的夹层缸，往夹层里通蒸汽进行搅拌加热杀菌，日产量一千多斤。1988年奶牛厂安装了第一台软包装机。
　　1990年3月，当了五年副厂长的现任董事长杨波正式从符建国手中接任厂长，奶牛厂开始有了长足发展。由于上级单位改为集团公司，1991年奶牛厂改名为市乳制品公司，1995年又改名为市乳制品厂。经过几年的培育、繁殖、驯养，奶牛已经增加到280多头。消毒杀菌淘汰了夹层缸，采用当时较先进的卧式管杀法，建设了冷库。为了开发市场，1991年公司利用老襄阳师专附近乔洼乡的一百多亩空闲场地办养猪厂，喂养了一百多头猪；1996年再次投资一百多万元喂养六七百头猪；1999年第三次与福建一家民营企业合作，三次都由于体制原因，以亏损告终。
　　2000年9月，市乳制品厂开始改制，2001年4月改制结束，成立了由杨波、王惠生、李新琳三人组成的董事会和胡延安、刘锦菊、刘双义组成的监事会，胡延安任监事会主席。襄樊丽波乳业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金130多万元，商业局有关人员主持召开了65名职工参加的投票选举大会，其中股东38人，杨波以80%的投票率当选为董事长。从此，丽波乳业步入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的阶段。公司不断加大投资，改善生产环境，提高生产工艺，全市率先引进CIP全自动清洗消毒设备、国际一流的均质设备、超高温瞬间灭菌设备和全程无菌灌装设备。从德国引进的一套机械挤奶设备，价值将近六十万元人民币，可供二十头奶牛同时挤奶，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而且更加安全卫生。超高温瞬间灭菌设备既能迅速杀菌，又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牛奶中的营养物质。改制前日销售量四、五千份，改制后日销售量提高10倍。现在每日加工能力达到30吨，实现年利润200万元。
　　经过几十年的滚动发展，丽波乳业有限公司现已拥有国内最先进的鲜牛奶、酸牛奶全自动生产线。在汉丹厂琵琶山边建有襄樊地区最大规模的现代化奶牛养殖基地，饲养荷兰良种荷斯坦黑白花奶牛600多头，生产的丽波鲜牛奶、酸牛奶共四大类十多个品种。于2005年被省政府、省农业厅认定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填补了襄城农业的空白。在河南省南阳市，丽波乳业与镇平县畜牧局合作开设了分厂，在当地生产销售丽波品牌常温牛奶。与武汉一家企业的合作也正在洽谈之中。
　　目前丽波乳业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加农户的管理方式，为方便管理，公司计划建立养牛场，将养牛和乳品加工、销售分开。下一步准备选择离公路远，农户集中居住的地方建奶牛村，盖挤奶站，装上挤奶设备，这样既降低了成本，又环保，还能使当地农民增收。
　　随着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城市乳品市场需求的逐步升温，作为一家大型、正规的本地乳品生产企业，丽波牛奶正在成长为襄樊市乳制品市场上一个有着传统优势和优良品质的首选品牌。百年曙光工商史话
百年曙光

郝基全口述宋玉柱王伟举整理

听父亲郝伯亨讲，1891年以前一位英国传教士流落到襄阳城，在北街落脚。这位传教士会摆弄钟表，还有部“木匣子”照相机，经常给人照像，以此谋生。
　　我的曾外祖父张辅臣出身于书香门第，有些文化，他很快与这位传教士结为朋友，经常在经济上接济传教士。交往中，曾外祖父也学会了照相这套技术。传教士在襄阳呆了一年多后离开，临别，传教士把他的“木匣子”照相机送给了曾外祖父张辅臣。张辅臣就用这部相机在襄阳城内司令部街（现一水厂附近）开办了玉宝斋照相馆。这玉宝斋，就是曙光照相馆的前身。
　　这一年是清光绪十七年，公历1891年。对于襄樊照像业，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襄樊地方志将这一年记载为本市照像服务业的开端。张辅臣也自然成为襄樊兴办人像摄影业的第一人。
　　我们家当时也是襄阳城里少数读得起书的人家。我的爷爷郝树儒为前清秀才，经人说合与张家结成姻亲。因当时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较少，我爷爷识文断字因此很受张辅臣器重，便邀他进“玉宝斋”帮助自己打理生意。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张辅臣看到武汉照像业兴起，这时照像业已经在汉口等地风行开来，汉口的一些影社也来襄樊开设照像分号，襄樊照像业开始形成竞争态势。在这种情势下，张辅臣让我爷爷与其长子张德卿一起在樊城永丰巷合伙开设了“玉宝斋”分店，取名“二我照像馆”。
　　但时逢乱世，大部分民众衣食无着，照像在老百姓眼里乃是奢侈之物，当时经常光顾照像馆的只有妓女和达官贵人们，生意便很清淡。我爷爷干了两年照像馆势头不旺，对照像业前景便有些担忧。当时读书人很少，这时便有一家钱庄请我爷爷去当账房先生。我爷爷与张德卿约好，先出去试试，若照像馆人手紧便随时回来。我爷爷为人忠厚，深得钱庄老板信任，常让他独自当家下乡“看课”（定租）。第二年六月，我爷爷在乡下“看课”回来的半道上遇到特大暴雨无处躲避，整整在空旷野地里浇了几个小时，回来就得了伤寒，在当时医疗条件下成为不治之症，不久，这位襄樊照像业的第二代传人不幸就此撒手人寰。我爷爷病逝后，我奶奶产下遗腹子，这就是我的父亲郝伯亨，“曙光”的最初创意者。
　　我父亲在寡母拉扯下长大，因家境贫寒，读书到十六岁时，外祖父张氏族中怜其孤苦，念及亲情，且我爷爷又曾与张德卿合伙开过“玉宝斋”分号，就让他也进“玉宝斋”照像馆学艺。按照当时学艺行规，我父亲在外祖父家的“玉宝斋”学艺三年，又给张家帮工一年作为“谢师”，然后才满师离开另起炉灶。
　　民国20年（1931年），我父亲满师后在“玉宝斋”辅助下在隆中开设了“美丽照像馆”，因为我父亲既是“玉宝斋”的外孙，又是“玉宝斋”的门徒，隆中的“美丽照像馆”又是“玉宝斋”扶持起来的，就被人视为“玉宝斋分号”。我父亲辛勤经营，并收徒扩号，在襄阳黑龙集街上开了家分号。稍有积累，便于1932年将两家门店迁回襄阳城，1933年正式将店名改为“曙光照像馆”。“曙光”的更名成为郝家从“玉宝斋”分离独立经营的标志。
　　孰料经营两年刚有起色便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特大洪水。社会灾难深重，市镇萧条，哪还有人来照像？“曙光”就这样破产了。其实，破产的何止“曙光”一家，连老牌子“玉宝斋”也分为“德记玉宝斋”和“方记玉宝斋”搬到钟祥和竹山等地避难，从此再未恢复。
　　照像馆暂时失去了襄阳城里的门面，但“曙光”这块牌子却一直挂在我父亲的心里，一天也没有消失过。他心里始终有一个不泯的愿望，那就是把郝、张两家前辈从“玉宝斋”开始的人像摄影事业延续下去，把他创立的“曙光”招牌重新挂回襄阳城里。但是以当时的情势，在襄阳城里开店一时是没有力量了，我父亲就四处漂泊，有时奔波在乡村给财主人家照像，有时流荡在城镇，给当地照像馆做帮工。当时老河口因住有国民党五战区长官司令部，达官显贵云集，均县草店镇驻有黄埔军校第八分校，照像生意比襄樊要好做，他便常在老河口一带帮工。正因为在老河口帮工经历中发生过一个十分偶然的事件，给他和我们家带来了长期的磨难。
　　我父亲后来多次谈起这件事都还感到蹊跷和突然。有一天，我父亲帮工的照像馆来了两个宪兵，很神秘地跟老板谈了一会就走了，第二天就来店里让我父亲跟宪兵们走。老板只告诉他战区长官部来了要人请他去帮忙照像。动乱年月人们最怕跟兵打交道，但听说是照像才松了口气。谁料到了现场一看，他倒吸了一口凉气，现场布置很简单，却是戒备森严。四周布满荷枪实弹的宪兵，几排椅子上已站满了威风八面的军政官员，中间留着几张空位子。这时一个身穿军装披着黑色斗蓬的瘦高个子四平八稳地朝事先安放好的座位从容走去，目不斜视地坐在了正中间。我父亲一下想起常在一些官府看到过的一张挂像来，天哪，这不是蒋介石吗？
我父亲紧张到了极点，大气不敢出，在宪兵的指挥下走近早已放好的照像机，屏住呼吸拍了两张，立刻就被宪兵“请”出场外。
　　其实，我父亲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他甚至做梦都没梦见过他会给中国的第一号人物蒋介石照像。他后怕了一阵之后很快就把这事忘了，何况从做生意的角度，蒋介石也不过是他照过的成千上万顾客中的一个而已。然而世事却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个偶然事件为他和子女们埋下了长时间的后患。
　　在颠沛流离中过了几年之后，我父亲又把“曙光”照像馆开回了襄阳城。这之后不久，襄樊获得解放。在人民政府扶持工商业的政策下，我父亲的“曙光”和几家私营照像馆联合组成了“襄樊照像合股社”，这是最初的股份制。后来就在工商业改造中成为公私合营照像馆，再后来与几家照像馆合并，转为国营性质，归市商业服务公司直接领导。
　　然而好景不长，国家的生产建设高潮很快被政治运动代替。我父亲因为与我爷爷和曾外祖父都曾开过照像馆，其政治身份慢慢就由产业工人变成了小资本家。更要命的是他曾在老河口为蒋介石照过像的事也在整风反右运动中被揭了出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为蒋介石照过像这是什么性质？不用讨论就被打成了反革命。1961年，被国营照像馆莫名其妙的除名了。
　　到了1970年，我们全家还是因为这一历史问题被下放到农村。直到1980年年初，全家才得以返城。
　　在襄阳县程河农村，生活很苦。已年届5旬的父亲从未干过农活，只会照像。经过队里同意，他又干起了照像的营生，给农民们照，给周围学校的学生照。每年给队里交一些钱。我也是在这期间学会的照像技术。然而，郝家的磨难似乎还没有到头，李坡大队让我们外出照像挣钱的事很快被公社知道了。公社批评大队干部说：“他们下放下来就是来劳动改造的，怎么让他们去搞资本主义？”这时我终于忍受不了农村的封闭和落后，忍受不了辛勤劳动一年却还要倒欠队里口粮钱的生活。当时一些下放户曲折的返城方式启发了我。
　　1973年，我孑然一身返回了城里。和现在的进城民工一样，我返城初期在城里寻找一些粗、笨、脏、累的小工活挣钱谋生。我给人扛过大包，给建筑队提过泥包，搬过砖，并且学会了砌墙。打小工期间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因为同是下放户子女，一对天涯同命鸟，同为城市沦落人，劳动中便产生了感情，两人很快结婚了。新家安在妻子下放的市郊竹条区九冢公社卓营大队。卓营对我很重视，先让我教民办小学，卓营地处市郊副业较兴旺，便又让我当大队的副业会计。小日子过得有些滋味了，时局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源自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划时代的会议上，因为国民经济形势的持续衰退，党内的极左势力终于在来自党内外的声讨中败下阵来。被颠倒了的事物开始陆续被纠正。这个时期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拨乱反正”、“落实政策”。
　　我终于堂堂正正回到城市，还被安排了工作。工作单位是国营襄樊市水泥厂。水泥厂劳动强度大，粉尘大，既脏又累，工资也不高，但是我却十分珍惜。“国营”两个字让我感到无限自豪和光荣，终于是国家的主人了，终于是工人阶级队伍的一员了。我感到生活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有意义过。我努力工作，认真负责，干起活来玩命一般，很快就得到领导重视和工人们的拥戴，进厂不久就当上了管几十号人的副班长。但正在这时候，我却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人生抉择。
　　那时我父亲已经68岁，我们几个子女都已有了工作，生活比较正常。但我父亲闲不住，一直坚持要重操旧业，襄城公社便动员我父亲再把“曙光”照像馆开起来，连营业执照都给他办好了。他把执照拿回了家，看着执照上的“曙光照像馆”字样，全家人都感到一种恐慌。在全家的反对声中，这块写有“曙光照像”的执照在家里放了一年都未开张。最后家里人没有办法，只好拿出100元投资，他在襄阳普洲浴池门前支起一张桌子，打出“快速洗相”的招牌，经营起照像的业务。这是1981年。
　　令我们没想到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照像业作为第一次消费升级的标志，成为首当其冲的受益行业，加上“曙光”品牌老，质量好，生意一开张就出奇地火爆。我父亲每天脚不点地仍忙不过来，每天提回家里加班冲洗的底片都是满满一竹篮。便常喊我帮忙冲洗，并时不时劝说我辞职回家继承家传几代的手艺。我看着父亲辛苦的样子，内心十分矛盾。最终父亲苍老的背影和疲惫的神情打动了我，我怀着对“国营工人”的无限眷念离开了水泥厂。
1983年，我们在襄城夜壶巷租了3间门面，在门口一大块白布上打出了曙光照相馆的老牌子。生意很好。
第二年，我们迁到现址──襄城西街利民巷1号，以每月25元的租金租下了原属于郝家的一间房屋。以后又逐步把这几间祖宅统统买下，经过扩建改造，形成了目前这种生产经营规模。
值得一提的是，我租这间房子一签就是3年的合同，并且到公证处作了公证。据公证处的同志讲，这是他们公证的第一份经济合同。
　　靠热情、周到、优质的服务，曙光照相馆的生意很红火。我牢记父亲朴实的真理“养儿当兵，种地完粮”，每月该交的工商、税务等，不等人家上门就主动早早交了去。工商部门把“曙光”树为“质量信得过”优秀个体工商户、税务部门把“曙光”作为依法纳税的模范。这些成为一种无形资产给“曙光”带来了发展的重大机遇。
　　1986年，我国开始颁发居民身份证。我父亲根据他的生活阅历和经验，认为这是一个大好商机。他对我说：“儿子，这可是一个大好机遇啊！”我听到这句话后立即行动起来，请求公安局批准曙光照相馆为居民身份证定点拍摄单位，但唯一的问题是我馆当时的场地和设备尚达不到定点的要求。这时我想到税务局，我给税务局打报告借5000元周转金，税务局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用这笔钱使照相馆达到了公安局的要求，最终获得了定点拍摄身份证照片的资格，曙光照相馆是当时襄樊市数家定点拍摄身份证照片单位中唯一的一家个体户。其后的两年半时间里，我先在照相馆拍，后又按公安局的指定，背着照相器材深入到襄城的岘山，郊区的尹集、柿铺，宜城的龙头、郑集，枣阳的耿集等乡镇上门拍，一共突击拍摄了10多万张身份证照片。
　　靠这一大笔业务收入，曙光照相馆完成了原始积累，壮大了块头，蓄足了后劲，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
　　, 1988年，购进一套暗室彩扩设备，抢得襄樊彩扩市场的先机。不到一年，我又购回一套更为先进的明室彩扩设备。1992年，我又更新一套全电脑中型彩扩设备。1997年3月，我再次投资52万元购进一套“柯达52型”全电脑快速冲印设备。设备的不断更新换代，使我们曙光照相馆一直占据襄樊彩扩市场的制高点。
　　1992年，我投资近两万元，购回拍摄大型集体照片的转机，次年又购进彩色转机。转机横扫能将1000多人收入镜头，照片幅宽可达2.5米。多年来，我们的转机在襄樊可谓独领风骚，几乎垄断了襄樊大型集体照市场。
　　1994年，我们适应市场需要开办婚纱摄影业务，并以优质的服务，公道的价格，在襄樊40多家婚纱影楼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2002年，我做出了一个令业界大感意外的重大决定。把“郝曙光实业公司”的总经理之职交给女儿郝咏菊，又重新注册了“郝曙光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斥资四百多万元，承租了谷城县庙滩镇汉江沿岸的4000亩荒滩，在上面搞农业综合开发。
　　我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在此之前我请了农林专家一起考察了山东、湖南、河南、河北许多滩涂开发的成功范例。看见许多昔日荒滩经科学开发经营下都变成了生态良好的绿洲。我在当人大代表时多次在谷城调查，看见汉江沿岸上万亩滩涂至今处在原始蛮荒状态，汉水径流不断西移，西岸水土流失严重。而襄樊市内大小造纸厂均缺乏原料，稻草造纸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如果种上速生白杨，十年时间就可以作为造纸的优质材料，同时还护住了不断崩塌的堤岸，既能产生较好经济效益又优化了沿江环境。经过两年开发运作，生态农业园区已初具规模，首先受益的是一批从城里投奔公司而来的下岗工人和庙滩镇的农民。郝曙光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驻以来，已建起了三层办公楼，修通了10多公里的道路，架设了3.5公里的高压电线，植造了12万株速生白杨，当地农民在为公司栽树、打工期间已获得了60多万元的劳务收入。
　　我从一开始干个体，就积极参与社会工作。1989年，我被选为市个体私协副会长，1994年，当选市人大代表，1996年，当选为省、市私营企业协会常委，省光彩事业促进会理事，市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1994年8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襄樊市党组织在全市私营企业主中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多年来，我为个体户解决实际困难不下百人（次），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合理化建议20多条，检举报告偷漏税案件10余起，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数十万元，帮助税务部门催缴税款40多万元。1989年的洪水中，我到安徽买器材，路过六安市时，看到当地群众受灾严重，就将身上剩下的1000元钱全部捐给了当地民政部门，连名字也没留下。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我从电视上看到消息后夜不能寐，在襄樊还没有开始募捐的情况下，第二天就让女儿带了5000元赶到武汉捐给了民政部门。
　　我常想，百年曙光之所以有如今的辉煌，是因为党的富民政策好，为社会尽点力，为后代做点善事，心里畅快，活得坦然。多年来，我先后为亚运会、诸葛亮文化节、希望工程、光彩事业等捐款20多次，金额达15万元。每逢重大节日，我都背着相机免费为群众，为福利院老人，为驻地部队照像。1996年，我主动承担起保康县龙坪镇温坪村19名贫困学生九年义务教育期间全部学杂费，并与19位学生家长签定了合同，只要他们愿意读下去，我就一直负担到底。
　　1996年，我的独生女儿郝咏菊从武汉大学空电系毕业后，被用人挑剔的“九洲电脑”公司选中，并很快以自己的才能脱颖而出，成为这家大公司的中层管理干部，担任市场部的副经理，负责汉口市场业务的开发。在这种独当一面的历练中，郝咏菊的经营管理才能得到了公司高层的信任，在公司的人才培训计划中，她将被派往香港总部。为了百年曙光的进一步发展我再三做工作，让她加盟“曙光”，她也认识到“曙光”百年品牌潜在的价值和保护历史名牌的责任，于是她毅然回到了襄樊，先是做副总经理，2002年全面接手了“曙光”的经营。
　　郝咏菊性格开朗，活泼，为人处事干练、洒脱。她既继承了“曙光”诚信经营理念，又在传统美德基础上有所创新。在人像摄影业务上，她关注光电领域里的科技新成果，更加注重吸收现代企业新的管理理念，在她的手里，“曙光”从“照像馆”变成了实业有限公司，家庭式传统经营模式被规范的公司化现代运作方式所替代。比起我来，她更加注重“曙光”百年老店的品牌保护，历经百年的“曙光”没能及时注册，结果被长沙一家影楼抢先注册了，我们痛悔不已，因为这不仅是郝家的损失，也是襄樊照像业界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大损失。在郝咏菊操持下，用“郝曙光”的品牌在国家工商总局注了册。
2005年，郝咏菊按照她的新思想对郝曙光实业公司的主摄影楼进行重新设计，并添置了一批高新科技摄影器材，引进了一批高素质的摄影专业人才，这家百年老店将成为襄樊市和鄂西北地区功能最齐全的时尚艺术影楼。此外，郝咏菊还打算以生态农业园为依托，在摄影里注入旅游概念，将城市摄影与农业生态园旅游观光结合起来，丰富都市中人度假休闲生活内容，为都市化的襄樊增添新的色彩。
我坚信，在我们“曙光人”的努力下，百年曙光将继续发展下去，创造新的辉煌。解放前襄阳城的市场情况工商史话
解放前襄阳城的市场情况

段祖国

襄阳古城地处汉水中游，为鄂西北重镇，水陆交通十分方便。历史记载，唐宋时期襄阳城的西街至老龙堤一带，行店星罗棋布，商业贸易极为活跃。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在《大堤曲》的诗里咏道：“酒旗相望大堤兴，堤下连樯堤上楼，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咿哑满中流。”这便是对当时襄阳老龙堤一带繁荣情况的真实写照。诗中的大堤，便是现在的老龙堤。元至明、清年间，由于襄河靠近南岸地段，泥沙淤积，河床北移，樊城沿河的货运码头不断兴建，老龙堤一带的商户为了适应新的变化情况，免遭洪水危害，大部分迁往樊城，一部分迁进襄阳城内集中在东、南、西、北四条大街及十字街一带营业。襄樊两城，当时是：车水马龙，千帆竞发，货畅其流，四方客商云集，生意兴隆，形成了鄂、豫、川、陕四省毗邻地区最大的商品聚散口岸。
襄阳古城，历来均是鄂西北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中心，是一座府县官衙、重兵驻守、贡院学社林立的城镇，也是官僚、地主豪绅、商贾、富户聚居的地方。由于这一特点，城内的商户在经营范围上，主要是限于日常消费及生活用品。到了清末民初，因为英、日、美、德等帝国主义的洋货大量输入和我国沿海城市兴办的新型轻工业产品逐渐发展，外地商人为了向内地寻找商品市场，京、津、沪、粤、皖、赣、汉等地的商户纷纷前来襄阳，开设店铺，经营洋货，绸缎呢绒布匹、香烟、煤油、银楼、钟表、照像、中西药材、皮件等等，应有尽有。到二十年代末，外地商户已达五十余家，占全城商户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使襄阳的商业结构起了巨大的变化，大小行业由原来的十五六个增加到三十多个，并相继成立了商会和各同业分会组织。首届选任的襄阳商会理事长是杨仲允，理事有和合钱庄经理润大章和元兴复中药店经理李植信等人。
当时襄阳全城区的商业网点比较集中，即以十字街为中心，南以荧惑庙口（现在的襄城旅社）起至中街的单家祠堂地段，为百货、疋头、文具、印刷、银楼、钱庄、钟表、照像、香烟、煤油、酱园、茗茶、中西药材、皮件等行业的集中地。鼓楼西侧，木质棚店为小百货、小五金市场；东街为竹、篾、铁器、缝纫、制鞋一条街；南街为卷烟、印染、铜器、杂货一条街；西街为粮食、油盐、柴炭、陶器一条街；北街为木材、家俱、针织、书画装裱等行业一条街；古楼坡至城隍庙（即现在襄阳大市场）为中心菜市；各主要街口设有固定菜摊点；东、西、南、北和长门外小街，均为小型蔬菜集市；五中门前的柴场子，为柴炭、农具集贸中心，每天上午肩挑驴驮，独轮小车咿哑，人群摩肩接踵，一派繁荣景象。
襄阳的百货商店，当时计有：益智、大中华、张天盛、刘茂记、郑元记、朱合记、张源盛、李鑫记、王泰顺、张恒记、张兴顺、韩新记等十家。其中，以益智、大中华两家百货商店货品齐全，规模较大，尤其是大中华百货商店，系襄樊第一家首先采用现代大型玻璃橱窗装饰铺面的商户，陈列的商品琳琅满目，并率先安装广播喇叭，播放戏曲、音乐，以招徕顾客。
开设在城内的疋头号有：周复泰、周复万、王晋昌、福康长、和发兴、张福太、元大、祝鸿发、朱万和、陈福记及彭源昌等十家，另有小布摊十多家。其中周复泰系全城最大，历史最久的疋头号。周家是于清光绪年间由红安县来襄阳经商的，开始只是一个扛布捆，摇布郎鼓，走乡串街的货郎担，是采用春赊、秋收，重利盘剥手法起家，以后发展到开染坊，专门印染印花土布，最后达到开设疋头号，经营疋头及绸缎呢绒的大字号。另外，王晋昌疋头号经营的历史也比较悠久。
大盐号有：协泰亨、鼎和、李新记、王立万等家。其中以协泰亨盐号规模最大，并兼营香烟、煤油批发，也是最大的综合商店。
酱园业计有：义丰翕记、仇志大、正太福、义太昌、永顺久等七家。其中，以县街口的义丰翕记及十字街的正太福两家酱园各拥有酱缸二百口以上，并兼营海味、茶点，是全城最大的酱园。有名的襄阳大头菜就出在这几家，他们生产的大头菜，色泽金黄，香脆可口，驰誉全国。
中药店计有：卫生宏、万春明、同裕康、盛康、元兴复、熊临丰等十家。其中，以卫生宏、熊临丰两家规模较大，膏、丹、丸、散一应俱全，并有大夫坐堂行医，问病发药。
西药房有：刘德记、康乐、中华、上海、李志刚、杨斌等六家。其中以上海人卢颖川于清光绪年间即来襄阳挂牌西医，并兼营西药房，是开业最早的西药房。其次，刘德记经营西药历史悠久，规模最大。
文具业计有：大文堂、过盛发、群益、杜荣记、启明等六家。其中，大文堂及启明两家规模最大，除经营文具、纸张外，并兼营上海商务印馆发行的中、小学课本和全国各书局出版发行的小说、杂志。
印刷业计有：光大、宝夤堂、文华、经纶堂、方太康、汉章等九家。其中：以北街宝夤堂的石印规模较大，有石印机三台，雇请工人十多人；汉章印刷馆，经理原为鄂北日报社的职工名叫余汉章，是襄樊第一家用元盘铅印机印制商标、广告、图表、帐册的店号。
照像业计有：玉宝斋、天真、容芳、新新等七家，以中街的玉宝斋及新街的天真两家照像馆为清末开业，经营的时间最早。
钟表行业计有：赵源昌、匡时斋、郑明记、瑞士等四家，以瑞士钟表行规模最大（兼营眼镜、电料）。赵源昌次之。
皮件业全城仅有易鑫祥、刘双盛、范兴记三家，刘双盛的经营规模比较大，易鑫祥是最先于襄阳制销皮鞋的店铺。
银楼业计有：熊德盛、汉宝新、熊振兴、邓裕华、毛兴盛、龙章、万年楼等十家。以熊德盛、汉宝新两家在打制各款金银首饰上技术力量强，经营规模大。
粮食行业全城共有二十余家。其中王厚生、郑天顺、朱良臣等家营业时间早、经营灵活、代购代销量大，居全行业前列。
金融业有私人钱庄两家。是由润大章开设的和合钱庄和杨吉六开设的万泰升钱庄，主要经营商户存、贷及汉汇业务。另外，还有黄百万及山西的一位姓张的在鼓楼南侧开设的两家当铺，当贱、赎贵，盘剥劳动人民的血汗。
城内还有王昌明、福康祥、李顺记等几家土膏店（鸦片烟）。以王昌明开业时间长、经营规模大。贩运、蒸制、销售毒害人民的大烟土。
一九三一年滇军五十一师师长范石生驻襄，与杨吉六相继集股，在襄阳南街荧惑庙内办起了电厂，襄阳城内开始有了电灯。十字街一带有了夜市，到了晚上，各商号电灯齐明，顾客熙熙攘攘，市场异常繁荣。
其它行业方面，还有北街苏驮子的博古斋及中街胡君佐父子的华墨轩裱画店。在装帧裱糊名人字画上都很有名气。
另外：卷烟、缝纫、丝袜、印染、杂货、镶牙、木材、家俱、竹篾器、铜铁器等手工业行业，均规模不大，且经营分散，故未详细记述。
随着襄阳的商业发展和一九三○年左右襄沙公路建成通车，在襄阳南门外的八蜡庙南设立了襄阳汽车站，襄阳的流动人员便随之而不断增加。因此，给襄阳的服务行业也相应地带来了兴旺。当时全城有酒楼餐馆十五六家，其中以城皇庙街的梁永长及徐东海两家酒楼的烧烤烹调技术居同行业前列。梁永长的假燕窝、糖醋鱼片颇为出名；亢师傅的烤鸡鸭、烤牛羊肉、烧蹄膀最为拿手，堪称当时襄阳名厨。同时他们的应时菜点，也具有地方特色，深受食客的欢迎。
全城还有饭店、旅店近二十家，以县街的四美春、中街的长春两家饭店设备较齐全，服务周到，为官、商迎接宾客的最佳处所。
城内当时有浴室五家，其中以城皇庙街朱金荣所开设的德兴和有盆塘池及楼座，设备齐全，历史最长，规模较大。新街口的官办合作浴池，并辟有妇女洗澡间，可谓襄阳的首创。
当时全城有大小茶社四十余家，以城皇庙街的肖文志，庙门上的钟占元及刘天寿、鲍兴和等四家比较讲究，有盖碗茶及靠背椅设备，店堂宽敞明亮，朝夕顾客满堂。肖文志及钟占元两家茶社并邀请有评书、坠子、皮影等说唱艺人演唱，是当时市民休息娱乐的地方。
另外，四季风味小吃，遍布全城。较有名气的有：鼓楼坡杨倌的鸡蛋汤元甜酒，北街张家的米粉，县街口严家的红油饺子，中街长丰园的汤包，东街王家的八宝稀饭，西街韩家的酸浆面，南街陶家的油酥饼，都是脍炙人口，颇为有名的食品。特别是十字街王晋昌布店门口的王膀子烧腊摊，以“全副銮驾”（即：卤鸡头、鸡翅膀、鸡爪子、鸡心肺）、卤蛋等最享有盛名；十字街口杨广忠的果汁牛肉面，汤鲜味美、风味别具。这两家都是每晚只营业两小时，顾客往往排队等候。还有东街陈家、西街韩家用糯米酿制的襄阳黄酒，醇香扑鼻，也是名噪一时。
自从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城市相继沦陷，外来货源逐渐枯竭，市场日渐萧条。一九三八年农历九月十二日，襄阳首次被日机轰炸，全城更是人心惶惶，四出避难。尤其是一九四○年夏初，日寇侵扰襄樊，全城百分之八十以上房屋被焚毁后，情况更是凄凉。劫后之余，城内仅有少数商户在废墟上搭起简易棚屋，经营小百货、油盐杂货、粮食、医药、土布、卷烟之类的日用品。服务行业也只剩下几家小旅社、小餐馆了。襄阳城的商业市场更显清淡。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襄阳城的商业正待恢复之际，国民党政府继而又挑起了内战，一时苛捐杂税繁多，商民不堪重负，许多店铺纷纷倒闭，襄阳的商业市场仍然处于风雨飘摇的不景气状态之中。直至一九四八年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襄阳城的商业市场才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
（1987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襄樊教育事业的概况文化教育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
襄樊教育事业的概况

刘文远

在当今学校林立，凡适龄儿童都能入学受教育，可谓盛世，不由使我回忆起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我读书时襄樊教育事业的情况。
一九一九年秋，我已十五岁了才考入湖北省立十二小学。由于当时学校少，就学机会不多，所以，象我这样的年龄读小学并不稀罕。在这以前，全襄阳县只有一个完全小学，简称县高小（旧址在今永安街）。一至四年级为初小班，五至六年级为高小班，学生年龄都很大，教师则派系斗争激烈。学生们经常闹学潮，当时的旧政府由于军阀割据，兵荒马乱，政局不稳定，故对教育事业，无暇及此。一直到一九一九年，才在这里增设一所小学——省立十二小学。随之第五中学、第二乡村师范学校亦相继成立。按照当时的设置情况，全省只有五个中学（当时襄阳属湖北第五区，故称五中）。武昌是一中，汉口二中，汉阳三中、宜昌四中，襄阳五中。五中以收纳原襄阳府、郧阳府两个地区的小学毕业生为主，学制是秋季始业，一般一年只招收一次新生（有时春季也招一次）。一个班规定招收学生四十名，而报考者经常达到四、五百名左右。每季度录取新生时，当地驻军头目及地方官吏，还要仗势强迫一些关系人无条件入学，同时考试制度弊端百出，盗窃试题，携带夹带之事经常出现。因而凭硬本事考入学校者不多，一旦幸被录取，亲友皆额手称庆。我于一九三一年秋考入该校肄业。
一九三四年我初中毕业后，考入湖北省立第三乡村师范学校（后更名为襄阳乡村师范学校）。当时全省共有三个乡村师范学校，一个省立师范学校。省师设武昌，一乡师设汉口，二乡师设宜昌，三乡师设襄阳。由于当时的教员政治地位低下，除省属学校外，教育经费支绌，故一般人都不愿住师范，初中毕业后，稍有条件的，都到省会去读书（当时武汉设有很多私立学校）。但由于上师范院校系公费制度，根据我的家庭条件，我就上了第三乡村师范学校。
一九三七年，我从师范毕业后，即在樊城小学教书。当时襄阳县已有两所学校了，一小在襄阳，二小在樊城。这个小学有六个班是完全小学（完全小学是设有高级班的意思），以吸收樊城地区学生为主，也收纳其它地区的学生。由于樊城是个经济比较繁荣的地区，就学学生很多，樊城除二小外，还有一个私立尚志小学（地方商会所办）。各年级学生都多，由于名额限制，很多学龄儿童，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
一九四○年，旧政府实行“新县制”搞国民义务教育，每个乡（镇）设有一所中心学校（有高级班），每个保设一所保国民学校（只有初级班），经费由各乡镇保甲自筹，但是由于当时政府平时对师资没有丝毫准备，这时就感到师资极端缺乏了。就我记忆所及，襄阳在一九一九年前后，旧政府在这里设立一所湖北省第二教师养成所，不久即夭折。一九三六年地方政府又设立了一所湖北省第五区师资传训班，亦未收效。在那段时间里，除襄阳樊城各有一所正规学校外，农村也设有地区性的初级小学，只要能识几个字的人就能去教学，对学生的学习，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新县制实施后，按当时的规定，中心学校校长由乡（镇）长兼任，保小学校长由各保长兼任，这些人都是地方豪绅，有的一字不识，哪里懂得办学校呢？另一方面，由于师资缺乏，当教师的大都是一知半解，不能称职，且教育经费亦无保障。因而有的地方有名无实形同虚设，有的地方则干脆搁置不理。因为他们的精力，整天花费在花天酒地勾心斗角上，而当时上级政府，对此亦是官样文章，遑谈重视。所以这个“新县制”的教育制度就这样的胡混下去了。襄阳新知书店文化教育
襄阳新知书店

易蒙真

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批马列主义抗日救国理论及抗日工作报告一类的进步书刊，由汉口运到了老河口，这是李实准备在老河口开办新知书店的第一批书刊，未料到书刊刚刚运到，就被国民党别动队全部抢走。面对这种情况，李实即改变计划，决定把新知书店设在襄阳。他找到老友易启庸，帮助其打开局面。经易启庸周旋，租赁了襄阳北街益智商店的三间门面房屋（现在教工幼儿园隔壁）及全部货柜，作开业准备。
书店的地址找好了，李实很少过问书店的事。等到第三批书刊运到后，书店工作则由经理曾霞初负责。
书店除了经理曾霞初以外，设会计一人（先是李实的爱人左启云，不久换了一个姓朱的女会计），店员二人，另请了一名阿姨当炊事员，全店总计五人。
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传播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言论、民主人士进步呼声的新型书店——新知书店襄阳分店，在襄阳北街正式诞生。开业之日，请有乐队，鸣放礼炮，气氛热烈，同时向社会宣布襄阳新知书店给襄阳人民、鄂西北人民带来了新的文化，新的知识。
新知书店给进步人士，特别是给进步青年带来了急需的精神食粮，该店经销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全集、联共（布）党史、列宁全集以及中共领导人的传记和文集，还有政治经济学、哲学批判等理论性著作，报纸只销售新华日报。主要杂志有：解放、群众、全民抗战、自由中国等。
沉静了将近十年的襄阳突然出现了个新知书店，专卖“赤色”书刊，从开业那天起，一直吸引着广大读者，其中中年人较少，大部分为青年学生。新知识的种子播撒在青年学生的心灵，对当时鄂西北青年学生积极参加革命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但是，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曾发生过对书店进行突击检查的寻衅行为，因证据不足没有得逞。
一九三八年夏，武汉吃紧，襄樊也岌岌可危，书店作了西迁均县的准备。入秋，曾霞初先到均县租赁房屋，易启庸将全部书刊装船西上，因曾无回信，易将书刊暂放谷城张际星家等候。直到冬天，曾霞初才从均县转来，两人会面后，即作搬迁行动。
新知书店所销售的书刊，除马列著作外，其它都是小册子。离开襄阳时，全部书刊重量不过千斤。暂住谷城时又销售一部分，剩余部分约五六百斤。这虽然不多，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要搬往距离二百五十华里以外的均县还不是那么容易。他们想了一个办法，颇带有故事性，但却留下了隐患。
把千余册书刊运到均县走水路要绕道，走旱路没有车。曾霞初干脆买了一部全木质鸡公车（小独轮车），一套农民的破棉衣，一块旧兰色包头布和一根腰带，化装成一农民，把书刊装在鸡公车上，他推，易启全拉，就这样推推拉拉地足足走了四个整天，才到达均县。
曾霞初化装成农民，一是模样不像，二是口音不同（江西夹武汉口音），易启全穿的是学生服，两人都不像农民，拉车、推车更不像农民那样熟练，走在均县大街上，特别惹人注目，到达均县的第二天，国民党就派人来盘查，并表示不许开业。迁到这样的环境，人地生疏，任何事都不好解决，面临的尽是困难，不得已曾霞初作出决定，书刊转让给别人。他本人到重庆新知书店去，其余人员各找出路。至此襄阳新知书店宣告终结。襄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学生运动的发展文化教育
襄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学生运动的发展
（1920年至1939年）

易蒙真

20年代以前，襄樊地区虽有二师、鸿文两个新学堂，但“新”的气氛仍然很低。襄樊二城缺乏新的传授文化的媒介，有一家名叫“过盛发”的笔庄兼售点新的书刊，为数也很少很少。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人们才开始懂得民主、科学、新道德等等。但究竟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新文化？人们的认识是模糊的。
20年代，肖楚女进二师任教，拉开了襄樊地区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人们逐渐对新文化形成概念，从资产阶级旧民主的新文化意识转变到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中来，不少的二师、鸿文学生首先受到教育，成为襄樊乃至鄂北新文化的开拓者。
1926年，二师学生李实等人自筹资金创办了“乐群书社”（在今襄阳北街单家祠堂对面南首），她是民国以来鄂北第一家新型书店，也是中共在襄樊市开展新文化运动的唯一阵地。书社销售的书刊全是由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谢定远等人编著或主持编辑出版的。代表性的著作有《新青年》、《青春》、《每周评论》、《晨报副刊合订本》、《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彷徨》、《呐喊》、《语丝》、《青芽》、《襄军》，等等。这些书刊都是划时代的产物，是20年代中国新文化的结晶，使读者们看到“冲破过去历史之网络，破除陈旧学说之囹圄”，“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宇宙，青春之地球”（见李大钊《青春》一文）。这是启示，也是召唤，是乐群书社销售书刊内容的核心。她开阔读者思路和眼界，武装了襄樊青年人的头脑，引导新思想的建立。二师学生反对学校当局的贪污行为就是基于这种新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学生运动的发展，在20年代中期襄阳出现了县农民协会，有些乡村也相继出现了农民协会。顷刻间，地主乡绅们诚惶诚恐，害怕要出乱子，以前耀武扬威的架势变成毕恭毕敬的可怜相，几千年受凌辱被剥削的农民得以扬眉吐气。农民运动的发展推动学生运动进一步发展，男女学生走上舞台，演“文明戏”，在舞台上公开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放足、剪辫子、提倡男女平等，结队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列强。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襄樊成立了教职员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两会和爱国人士一起搜查英、日货物，一经查出，立即焚烧。
20年代，应该说是襄樊新文化运动发展的第一个时期。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全国革命形势恶化。肖楚女及其周围的进步学生被迫离开襄阳。1929年，乐群书社亦被迫停业。反动武装开始在襄樊“清党”，气氛恐怖。至此，襄樊新文化运动受到影响。
两年后，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北平发生“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全国的革命形势和学生运动，进一步推动了襄樊学生运动的发展，在襄樊成立了鄂北学生救国会，组织宣传小分队，发表“罢课宣言”，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组织搜查队搜查日货，一经查出，就在售日货的商人门前焚烧。学校师生都在佩戴兰布袖章上写着“誓雪国耻，共赴国难”八个白字，举行示威游行。高中开始实行军训，高小、初中实行“童子军”训练，并增加“童训”课程。与此同时，由五中爱国学生田润民等主编的《襄阳学生》、《荒漠》等油印刊物也相继问世，为宣传新文化，鼓动反帝情绪崭露了锋芒。
1938年春天，李实、曾霞初来襄阳，在今襄城北街（原单家祠堂）创办了新知书店襄阳分店。这是大革命以来中共在襄阳建立的第二个新文化阵地。创办之初，国民党别动队百般阻挠、破坏，他们先是把书店从汉口船运到襄阳的第一批达千册的书抛入襄河，继而以恐吓手段企图迫使书店不能开业，但均未得逞。别动队抛入襄河的书刊，全是由李实等人在汉口创办的“扬子出版社”出版以指导抗日工作的。李实颇为心痛，但毫不灰心。他不惧恫吓、威胁，力促新知书店诞生，为促进襄樊新文化运动的再发展又一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襄阳新知书店的诞生，堪称襄樊新文化运动最盛时期的开端。她销售的书刊种类、数量都大大超过20年代的“乐群书社”。很多书籍从未和襄樊读者见过面，如《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联（布）共党史》、《斯大林传》、《列宁的生平》、《资本论》、《卡尔·马克思》、《俄国怎样打败了拿破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费尔巴哈论》、《黑格尔与辩证法》、《大众哲学》、《论巴黎公社》，等等，国内最新出版的书刊有《毛泽东传》、《朱德传》、《周恩来和邓颖超》、《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八路军出马打胜仗》、《旧阴谋的新花样》、《冒险家的乐园》、《黑地狱》、《上海屋檐下》、《日出》、《雷雨》、《抗日歌曲大家唱》等等。《新华日报》也开始在鄂北发行。中共主编的《解放》、《群众周刊》，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沈钧儒主编的《全民》周刊等杂志也在襄樊和读者见面（《抗战》三日刊后和《全民》周刊合并改为《全民抗战》周刊）。这些杂志期刊立论精辟，定价很低（每册定价0．03元至0．05元），最受读者欢迎，每到一期,皆销售一空，是当时传播抗日思想强有力的刊物，也是传播新文化的代表性刊物。她撒下革命种子，成为当时关心国事、追求进步的读者的经常性精神营养。
新知书店的业务量和书籍的销售不断扩大，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不久在老河口也相继设立了分销点。
新文化运动的传播，极大地影响了爱国学生，他们和外地流亡到襄阳的学生一起，组织了歌咏队、剧团，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抗日歌声，每当天刚要亮的时候，大街小巷就会有一阵整齐的步伐声伴随着雄壮的歌声，“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工农兵学商，一并来救亡……”，雄健的旋律，激荡着新时代的气息。他们在城里唱，也在乡下唱，叫古城的人们耳目一新，心弦为之震动，为沉寂了几千年的古城注入了新的血液。如果说襄阳新知书店的诞生是襄樊新文化发展昌盛时期的开端，那么襄樊学生的救亡歌声则是昌盛时期的前奏曲。紧接着，洪琛率“上海救亡团体服务队”来襄樊，“河南战时教育工作团”、“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和“抗宣三队”、“抗宣四队”来襄樊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在此期间，襄樊的爱国师生成立了“鄂北文化界救亡运动宣传团”、“襄阳学生暑假宣传队”，迎来了襄樊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的最盛时期。
“上海救亡团体服务队”在襄樊开展工作的方式别具一格。他们演戏不要舞台，行人集中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剧场。他们在襄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流亡三部曲》等街头剧,剧情生动，表演真切，使观众无不声泪俱下，同仇敌忾之情油然而生。“街头剧”是一种新的宣传形式，演出方便，容易收效，为其它救亡组织所效仿，从而出现了灵活多样的宣传手段，诸如黑板报、墙头报等宣传形式相继出现，很快得到推广。
文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委会）到襄樊后，随即接办了《鄂北日报》，使《鄂北日报》成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团结、教育军民、指导抗日救国工作的报纸。接办后的销售量，很快由原来的300余份增加到3000余份，这种情况虽然只保持了半年左右时间，但其产生的作用却是难以估计的。
除了办好《鄂北日报》外，文委会还办有文化干部讲习班、文化工作队和文化站。文化工作队诗人臧克家、河南大学教授徐达之分别领导第一、三两队。两队队员多半是大学生，其爱国热情高，工作能力强，很能吃苦。他们堪称是一支新文化劲旅。他们的工作是经常性地通过歌咏和演剧目来进行抗日宣传，协助部队、机关、学校、团体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文委会很快成功地举办了第一期文化干部讲习班，在均县、光化、谷城、襄樊、枣阳、宜城、南漳等县交通要道的集镇建立了文化站，每站二至四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具体作法是：为部队、群众服务，设阅览室，办识字班，定期教唱抗日歌曲，作时事报告，办军民联谊会，出黑板报、墙报等等。文化工作队的积极活动，唤起了襄樊各界人士的觉悟，有力地提高了广大军民抗日救国的热情。
（1994年）鄂北运动场的兴建和首届鄂北运动会的概况文化教育
鄂北运动场的兴建和首届鄂北运动会的概况

段祖国口述熊金平整理

兴建鄂北运动场，是湖北省教育厅一九三二年根据“提倡体育运动，增强国民素质”这一指示精神和全省体育事业发展规划中确定的“除武昌已建有的省体育场外，另于鄂东地区的黄冈、鄂南地区的咸宁、鄂中地区的江陵、鄂西地区的宜昌、鄂北地区的襄阳等中心县各建一大型体育场，各县自行筹建一中型体育场”的意见作出的规划。同时决定“鄂北地区的襄阳为首建场区，并定于一九三四年春季，举办首届鄂北运动大会，作为试点以便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此规划报经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批准，由省财政拨款，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当时八区辖：襄阳、枣阳、宜城、南漳、光化、谷城、保康、郧阳、均县、竹山、竹溪、郧西、房县等襄郧两地的十三个县）负责筹建，遂于一九三三年二月通令实施。
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接到省令后，交由建设科、教育科负责人会商办理。当即聘请了几名中学专业体育教员，抽调了县工程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组成了筹建专班，进行场址勘测设计、征购场地、制订施工计划、经费开支预算和建筑材料、体育器材等购备工作。经勘定襄阳城内东南城角，地处空旷，交通方便，宜作场址（即：东起东街的许家巷南端，南临魁星楼水坑北，西接文昌宫东墙，北抵南街的汉圣庵东段，现为运动路市四中初中部），占地约为六万六千六百多平方米（折计为一百亩土地），由于协商征购民众土地、备料等工作，用时过久，按原设计的全部工程如要按期完工，有很大的困难，为了不延误举办首届鄂北运动大会会期，经研究决定，把建场的全部工程分为两期施工以缓解这一矛盾，即：会前完成场区和体育设施部分，会后继续完成场管区房舍建筑部分。是年五月开始大修建，在修建过程中除雇用了部分泥木杂工外，得到驻军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的大力支持，张派出该师的部分工兵和辎重车辆前来协助平整场区和运输灰、沙、石料，历经近九个月时间军民共同的努力，体育场第一期工程于一九三四年二月竣工。
场区呈长方形，南北长度约为三百米，东西长度约为二百二十余米。沿场区四周筑二点一米高的灰土内外粉刷板墙。场区西北角为正门，正门系用大红油漆木架制成的凸牌楼，中横额内为白底书有“鄂北运动场”五个红字场标，右下额书有“强国”二字，左下额书有“强体”二字，门扇为木栏门。大门外公路南文昌宫后沿墙上粉刷为白底，上书有“寓有强健的体魄，寓有宏伟的事业”的红字大幅墙壁宣传标语。场区东北角留有侧门，其中门楼装饰与正门相同，门外系沿许家巷新扩建的公路直通东街。场内西侧筑有长方形面东的检阅台，台后为休息处，台南侧、北侧为临时观礼台，检阅台前约二十米处矗有二十余米高的升旗杆。场的中心为广场，广场内是有活动球门的标准足球场，也可作大型团体操的场地。环足球场外为椭圆形四百米八股跑道，检阅台前为直线二百米八股跑道与椭圆跑道西段交叉衔接，跑道外的四周设置有木质板架四级梯形高四米的成人座席看台。东南区为跳高、跳远、吊环、单杠、双杠、平衡木、跳马等设施。正南为铅球、铁饼、标枪等比赛场地。西南区为男女蓝球、排球、网球场，场外围置有一米高的围栏。正东区为运动员临时休息长廊和茶水站及急救站。正北区为观众活动区。这个运动场所，从占用土地面积和体育设施来看，在省属各县中要算最完善、最大的体育场了。
第一期工程完工后，是月下旬，即开始了首届鄂北运动大会的筹备工作，对大会期间的各项工作，作了具体安排。
参加这次比赛的县代表队，除八区所辖的襄郧两地的十三个县外，还有随县、应山、安陆、应城、京山、钟祥等县（以上六县属鄂北区范围之列），故有二十个县，还有本地区内的省立中、小学和社会业余体育组织（包括驻军体育代表队）、个人的单列队，共计为三十多个体育队。参赛的运动员总人数达一千四百余名。其中：参赛单位（队）和运动员人数最多的是襄樊两城的代表队约有十个，运动员人数约四百名，占大会运动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强。最少的竹溪、郧西、保康等县，每县仅有十多名学生运动员前来参加田径赛。
大会聘请了区内各专业中学体育教员任主项裁判，如：荆门中学的黄权、武昌省立一中的赵建武、省立第五中学的刘实三和吕寅生、省立第三乡村师范学校的吕晴川等人。由各县推荐的一名体育教员分别担任单项比赛裁判员和纪录员。
大会开幕前收到武汉行营、湖北省政府、各县和机关团体、驻军单位以及个人赠送的银杯、银盾、锦旗等二百余件祝贺礼品。其中：最大的银杯（高约一公尺）为行营主任何成波所赠，最大的银盾（约六十公分）为驻军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所赠，最大的锦旗（长约一米五）为湖北省政府所赠。
会场内部进行了布置。正门、侧门外和场内司令台（检阅台）矗立会标五彩金字牌楼，司令台两侧搭起了木板彩布棚的观礼台，正东侧搭建了运动员休息处、茶水站、急救站、长廊彩棚，整个会场呈现出一派节日欢乐的景象。
四月十八日上午九时，举行了首届鄂北运动大会开幕仪式。会场上坐满了来自本地以及鄂豫边境数百里外赶来的参观人群。九时整，大会主持人宣布首届鄂北运动大会开幕，会场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鞭炮声和奏乐声（聘请驻军四十一师的军乐队）。接着，举行了运动员入场式和升旗仪式，八区专员程泽润致开幕词，驻军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致贺词，省教育厅派来的大会工作督导员、运动员代表也分别讲了话。最后，省立第十二小学学生表演了大型舞蹈，省立第五中学学生表演了叠罗汉。
下午二时，大会组委会宣布了比赛项目和比赛日程，举行抽签，开始各项预赛。
本次运动会分为田径、体操、球类（篮、足、排、网）和武术表演四个项目。分成人男女组（含中学生）、少年男女组（含小学生）四个级别，按预赛和决赛成绩决定名次。
经过十一天紧张激烈的比赛，各个项目比赛都创造了好的成绩。省立十二小学的赵琴、朱秀玉分别获少年女子组100米、200米冠军，王银章获少年男子组跳高冠军；樊城私立尚志小学获少年男子组50米、l00米、400米接力冠军和团体操表演冠军；省立第五中学获成人男子组篮球、排球团体赛冠军，宋克训获成人男子跳高、跳远冠军，肖大昌获撑杆跳冠军；省立第三乡村师范学校获成人男子组足球冠军，成人女子组排球及网球单、双打冠军，陈怀伦获成人男子组800米冠军；驻军四十一师代表队获成人男子组5000米长跑冠军及200米高栏、单杠、越障、铅球、铁饼冠军；樊城省立民众教育馆武术代表队，获成人、少年男子组拳术、刀、枪表演赛团体冠军和个人冠军；襄阳的徐光义、徐光珍兄妹分别获少年男女个人拳术、剑技表演赛冠军。成人男女组400米、800米接力等冠军均为各县代表队获得。
历时十二天的首届鄂北运动大会，于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时整，举行了大会闭幕式。在乐曲声中，首先由八区行政督察专员程泽润和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分别向这次参赛的优胜代表队和优胜个人颁发了银杯、银盾、锦旗等奖品。获奖品最多的为襄樊两城的代表队和个人。程专员致了闭幕词，遂即举行了降旗仪式，最后，宣布大会闭幕。
一九三六年秋季，举办过襄樊中小学生运动会，历时四天。此后，在这里还举办过校与校之间的篮球、足球友谊赛。
自运动场兴建后，襄樊举办节日纪念活动即由中山公园广场移至此场内举行。
由于未设立专管人员和机构，加之日久未修，场区围墙，门楼全部垮塌，体育设施毁损无一，留给后人的只有一段美好的回忆。随营小学的前身文化教育
二十二集团军创办的战时民众学校
——随营小学的前身

段祖国

一九三八年农历九月十二日，襄樊首次遭到日机轰炸，顿时人心惶恐不安，四处避难，城内大多数的店铺关闭，少数日用杂货和饮食行业白天躲空袭，夜晚营业。是年冬，襄阳中等学校并入国立临时联合中学，立即迁往均、郧两地，这时襄阳城内仅剩下两所镇办的小学，又时常遭到空袭，则处于停办状态，直至次年秋季开学。但这两所小学容纳的学生人数有限，一些贫困人家的子女大多未能入学，到处游荡。
鉴于此情，二十二集团军总部少将特派员彭礼崇向总司令孙震建议创办一所战时民众学校，以解决贫困人家子女就读难的问题。当即获准并拨给法币一千五百元，暂作开办费（即维修校舍、漆置教具和学生课本文具等）。学生书籍文具一律由学校发给。学校由总部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主办。学校经费另编造预算报总司令部审核后，按月发给，于是年十月即开始学校筹备工作。首先讨论了学校人力组织，制定学校规章，开办班次和教学课程以及学校经费预算、校舍维修等事宜。决议由政治特派员彭礼崇兼校长，办公室上校秘书王君度兼副校长，中校干事鲍士琦兼教务主任，少校干事张伟民兼训导主任，经理员（军需）彭慎修兼事务主任。政治队里抽调了龚定邦、杨大运、荻固啟、刘慧明、石云波、胡秀清、韩云等八名队员担任教员，警卫班暂抽调两名士兵在学校搞勤杂工作。为了使政治特派员办公室的工作正常进行和学校筹建工作两不误，又将待命下二十二集团军下属一二二师和一二四师的四名中尉团政治干事和连指导员王声扬、刘剑冰、段祖国、康白情等，暂留在政治特派员办公室，协助学校筹建和教学工作。校址设于总部政治部特派员办公室，驻址在现市第五中学内东大院，将原有的十二间破旧危房改修为大间教室，前院为操场。本着因陋就简节约精神，添置了二百四十套木板面粉砌的课桌、坐凳。
经派员分赴城内各街道了解贫困户子女失学人数和学龄情况，决定先开四至五个班次（二、三、四年级），计划收学生二百名至二百四十名（每班暂定四十名），教学以语文、算术、自然科学、音乐、体育等五门课程。经过两个半月时间的筹备于是年底基本就绪。
一九四○年元月十八日正式开学，开学典礼由副校长王君度主持，校长彭礼崇在大会上向师生讲了话，会后即按学生学龄所分班次发给每个学生书籍、文具用品。次日上午九时许总司令孙震驱车来到特派员办公室向特派员彭礼崇祝贺，并嘱咐全体教职员工要尽力办好这所学校。之后，参观了校舍维修情况，见到简易的墙壁黑板、课桌、坐凳很满意。此时正值学生课间活动，听说总司令来了，学生们都围拢在总司令身边，总司令即挥手向学生们打招呼，看到学生们一张张活泼的笑脸感到非常高兴，问了站在他身边的几个学生的姓名、年龄、家庭情况，勉励孩子们要遵守校规、讲究卫生、用心读书、锻炼身体，做个好学生。
一九四○年五月，襄樊战役开始，学校被迫停课，当时有罗森、桑运生、张天秀、王大发等四十二名学生的家长来学校要求将学生随部队转移。为了照顾学生家庭的困难和保证学生的安全，经校部研究决定，由学校派教员把这批孩子先送到二十二集团军军部均县留守处暂住。襄樊战役结束后，又将孩子们送回襄阳交给家长。由于在战役中，校址被日寇焚毁，总部移驻樊城王家伙曹家祠堂一带，学校只好暂时停办。这就是二十二集团军创办战时民众学校的始末，也是日后创办随营小学的前身。襄阳第一所女子学校文化教育
襄阳第一所女子学校

宋克冬

1913年，襄阳开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学校名称叫“襄阳县立女子小学”。
说是学校，其实只有一个班，约有四、五十名学生，这些学生都是襄阳城内人，大多出身于书香门第，也有少数贫民百姓的女子。学生中最小的八岁，最大的有十二、三岁。学校的校址开始设在新街（现五监狱附近），后来搬到龙神祠（现南街小学附近）。1918年，女子小学的学生毕业时，学校又搬到四衙巷（现襄樊日报社里面），直到1926年学校解散。
小学校有两个女教师，一个叫张王辉，沔阳人，曾从正规学校毕业，其爱人姓张，是襄阳人，按旧时的习惯称张王辉。他俩结婚后，张便来到襄阳。另一个女教师叫李汉钟，襄阳人，出生书香门第，靠在家里自学获得了文化知识，具有一定的教书能力。张李当时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二人办起了襄阳县第一所女子小学。
小学的学制为六年，课程设有国文、算术、音乐、图画、体操、自然。学校每天上六节课，上下午各三节。李汉钟老师教国文和算术。其它课程，全由张王辉老师教。
小学校的各项经费开支，包括教师薪水，都由县里出，桌椅板凳由县里出钱制。学校实行免费教育，学生们除自己出钱买课本外，不用交学费及其它费用。不过，当时学校一切都很简陋，只需购一点粉笔、茶水之类的东西，所以每月花不了几个钱。
襄阳县立女子小学的学生上到1918年，已经六年级了，在小学生们毕业的时候，一些热心教育的人士和襄阳道商讨，决定成立襄阳道立女子师范讲习所。
1919年夏，襄阳道立女子师范讲习所正式成立。讲习所设在四衙巷（现报社里面）。学校开始只有一个班，班上的学生除原来女子小学的毕业生外，宜城、光化、钟祥、枣阳等地也有女子前来求学。枣阳来的学生最多，共有8人，钟祥县2人，宜城1人，光化3人。
道立女子师范讲习所，有一个校长，一个校监和6个教师。第一任校长叫龚荫堂，当时有六十八岁，是襄阳城内北街人，龚当校长几个月就去世了。继任校长刘键山也是六十多岁的人。6个教师中：张王辉、李汉钟是同毕业的学生一起跟班来到讲习所教书的。从武汉来了两个姑娘，一个叫金荪怀，一个叫罗运文，她俩都是从武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还有一个男教师叫杨幼卿，专门教国文。一名姓肖的女教师，是个家庭妇女，没有多少文化，所以分配她教手工。教师们的薪水都由道里发，月薪大约六串钱（那时一串钱能买一斗米一担柴一斤盐一斤油）。
讲习所的学生基本实行免费教育，学制两年半，课程设有国文、算术、地理、历史、体操、音乐、图画、刺绣和英文。国文都是学习古文，如《滕王阁》、《岳阳楼记》等名篇，每篇文章的后面都有白话文解释。算术主要学习“＋、－、×、÷”四则运算，到毕业时才刚刚学到代数。地理限于中国的山川、河流。历史主要是中国的古代史。体操学习四肢运动。音乐主要学唱歌儿，也学习弹奏、脚踏风琴。图画画些山水花卉。英文则只学习了几个洋字母。由于当时教育水平低，学生的功底又参差不齐，所以，到毕业时，学生们也只是达到现在初中没毕业的水平。
讲习所每天上六节课，学生都是住宿，只有每周六才能回家，星期天晚上又要赶到学校上晚自习。学生们在学校搭伙，每月交两串钱的生活费。学校专门请了一个炊事员，为教师、学生做饭。早上一般吃稀饭，中午吃干饭，晚上吃面类，伙食很苦，过节的时候，生活才可以得到一点改善。
襄阳道立女子师范讲习所自1919年开办，一共办了四个班，有三个班的学生毕业。第四个班的学生还没有毕业，学校便解散了。那时是1926年，因为取销道制，学校的经费没有来源，所以学校停办。第一班学生毕业时，共有39人，最小的学生17岁。这几个班的学生毕业后，绝大部分都依靠自己的亲属从事了教育，当了教书先生。没安排教书的是因为家庭没有“背景”。由于这些毕业学生充实了师资力量，自此，各县相继创办了女子学校。省立第三乡村师范附属小学文化教育
省立第三乡村师范附属小学

段祖国

湖北省省立第三乡村师范附属小学（原名实验小学，一九三四年更名为附属小学），创办于一九三三年，是继省立第十二小学后，在襄阳又设立的一所省立小学。当时襄阳除了这两所省立小学外，还有襄阳县立一所完全小学和樊城私立尚志小学，襄樊两城另设有十几所县立初级小学。
该校设于襄阳城内东街王府口路北，原明代皇帝行宫（又称皇殿）旧址，在原有房屋建筑的基础上，经过半年时间的粉刷整修后，设有校政厅（教职员会议室、办公室）、教室、实验室、学生作业成绩陈列室、礼堂、操场（包括运动器材设施）、校园、教职员工宿舍、小卖部、食堂、厕所等，占地面积约九千平方米。是年秋季，即招收一至六年级各班学生开学，全校计有学生四百余名。
三十年代初期，襄、郧地区的新制教育还不够普及，各县都只设有一所高等小学，每学期招收学生名额有限，学龄儿童多不能入学，因此，一些邻县边远山区的学生，不惜花费重金前来襄阳读书，而这些学生中大多数人都在十六、七岁才读三、四年级，还有年满二十岁的已婚青年也进入该校五、六年级就读。
附小校长由师范校长刘毅兼任。设专职小学指导一人，负责全校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师范教务主任庄开熙调来负责日常工作。应聘教员有：徐声和任教务主任（系师范教师）、胡滋道任训育主任、王孝若任庶务代理事务主任，韩家贵任文牍。教员有：杨颖田、涂一安、金次公、严德配、李觉民、厉达海、徐大中、杜运普、邓素云（女）、周志珍（女）、叶永华、吴剑平等二十四人，均具有师范大专学历，且富有教学的实践经验。本着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基本教学方针，对学生进行施教的内容主要有：培养学生尊长爱幼、守纪律、爱护公共财物、讲卫生、种花植树美化学校环境的社会道德品质；结合教学课程，组织学生进行小型的科学试验和绘画、竹雕、纸编、泥塑等工艺品的制作，以启迪学生的智力发展；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除规定的体育课外，每周周末课外活动时，组织全校各班学生集体郊游、爬山或举办各种球类、体操竞赛，促进学生体质的增强。教育方法是“三改、两评、一结合”（三改是对学生所学各种课程进行周改、月改、期改；两评是每学期终结时，要评定学生成绩和品德表现；一结合是老师经常分别走访学生家长，介绍学生在校的学业和品德表现，求得家长协助学校做好校外家庭教育，并征求学生家长对学校在教学方面的意见，不断地改进教学工作。
学校对校风校纪也十分重视，对在校学生作出如下规定：一、男女学生每天入校时，必须穿着统一校服（男生夏季着领口两侧绣有附小二字和学生编号的白色学生服，冬季为黑色。女生夏季着左胸绣有附小和学生编号的白色上衣、下着黑裙，冬季着蓝色女长大衣）；二、每天早上六点钟学生必须到校参加升旗和早操，晚上放学前参加降旗仪式；三、中午、晚上放学各班级学生必须在操场上集合列队，点名后由教师分别带领离校；四、严禁学生吵架、打架或其它错误行为，如有违犯，轻者批评教育，重者警告、记过或除名，但同时对品学兼优的学生给予表彰。严格的校风校纪管理有力地促进了学生自觉遵守校纪，维护教学正常秩序的自觉性，该校虽然建校时间短，但学生的学业成绩超过了一般小学的水平，在当时襄、郧地区还是一所小有名气的学校。
一九三七年，省立第三乡村师范学校改为省立襄阳师范学校，该校即随之停办。襄樊市昭明小学文化教育
百年老校
——襄樊市昭明小学

勾迪忱王保明

襄阳城是一座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在气势雄伟的昭明台旁，在文化积淀深厚的状元桥畔，有这样一所百年老校，现如今的襄樊市重点小学——昭明小学。
昭明小学座落在襄城西门城墙内，北倚滔滔汉江水，南临风景秀丽的羊祜山，西傍中国最宽的护城河，东偎历史悠久的昭明台，与独具特色的古城北街紧紧相邻。昭明小学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百余年来，桃李芬芳，革命烈士肖楚女在此执教的光辉历史一直激励着昭明小学师生。
满清时代，在没废科举制度以前，襄阳没有公立学校，那时的学生读书，都是入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学的是孔孟之道和八股应制的文章，为的是入学考秀才，中举人点翰林作官。到了清朝末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学习西洋的教育方法，全国才开始有公办的学校，改学新文化及科学知识，称谓“洋学堂”。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公立学校才在全国各地逐渐设立和普遍地发展起来。
一九O三年（清光绪29年），襄阳县立中心完全小学（又名襄阳县立高等小学堂，简称县高小或县完小）创办，校址设在原襄阳卫旧衙署内（现永安街和荆州街之间）。学生从开始的数十人，增加到后来的四、五百人，班组由两、三个班，发展到后来的高、中、初年级齐全的十二个班。课程设有国语、算术、历史、地埋、自然、美术、工艺、音乐、体育等。到民国初年，学校又增设国语拼音字母及标点符号等课程。学校历任校长有王蓬瀛、袁墨龙、杨字震、李朗斋、胡齐良、卢共和、朱季书、朱虚、王则贤等人，杨幼卿、尚濯亭、刘月清等人任过教导主任。
一九二七年宁汉分离，国民党蒋介石镇压革命的“四·一二”大屠杀后，学校被迫停课三、四个月，直到下学期才开始复课，当时由于军阀连年混战，校舍遭到兵灾，破墙残壁，不能住用。
一九三O年，学校向当时襄阳军政当局求援，襄阳警备司令范石生援助银元二千元经费修缮学校，改善环境；原湖北省立第十二小学校长刘叔远也伸出援助之手，捐赠滑梯、跷板、木马、秋千、球架等体育用品，学校办得较有声色。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全校师生纷纷走出课堂，上街游行示威，宣传抗日道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奸掳烧杀、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以唤起广大群众对日寇的无比仇恨，激发他们行动起来抗击日寇，尽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一九三五年，学校改名为襄阳县第一中心小学。
一九三八年，襄阳城惨遭日机轰炸，学校被迫迁移到离城区三十华里的泥镇文昌宫继续上课。此时，省立第十二小学与该校合二为一。
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形势相对稳定，学校又从泥镇文昌宫迁回城内的原省立第五中学的男子部校址（现在的卉木林巷内），此处原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革命烈士肖楚女同志曾在此执过教，进行过革命活动。
一九四三年，湖北省废区并乡，推行乡、镇合一。政教合一体制，乡、镇保长兼任乡、镇国民学校校长职务。襄阳区改为昭明镇，学校随之更名为襄阳县昭明镇中心国民学校，镇长梁祈慧兼任学校校长，副镇长李隆兴兼任副校长。
一九四九年，襄樊解放，学校易名为襄阳县昭明镇小学，李隆兴担任校长，朱达三为教导主任。
一九五八年，学校以驻地定名，易名为襄樊市西大街小学，校长先后是蒋万芳、王敬元，副校长有马传欣等。
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间，西大街改为红卫西路，学校又随之更名为襄樊市红卫西路小学，校长是曾光佑。
一九八四年，学校又恢复其原名为襄樊市昭明小学，校长是赵传芬，副校长是孙素琴。
一九八九年三月，毛家秀担任校长，孙素琴、沈学明为副校长。
一九九O年八月，王学贵担任校长，蔡增秀、沈学明为副校长。
一九九三年九月，蔡增秀担任校长，沈学明、张文英为副校长。
一九九四年九月，蔡增秀担任书记，沈学明任校长，陈开荣、段品秀任副校长。
一九九八年八月，沈学明担任书记、校长，马俐、万东晓、段品秀任副校长。
二OO三年一月，王保明担任校长兼副书记，谭义富担任书记，万东晓、马俐任副校长。
二OO五年六月，全区教育人事制度改革，推选校长，副校长、中层干部竞争上岗。王保明担任校长兼书记，谭义富担任副书记、工会主席，马俐、彭琼、付襄红任副校长。
目前昭明小学已发展为总建筑约有11000平主米，占地面积18311平方米，两栋教学校，两栋宿舍楼，拥有200米标准运动场，生活、教学、运动、勤工俭学四区分开，布局合理，环境优美，教学设施先进，师资力量雄厚。班级达到29个班；学生已有2000人；教职员工总计148人。在新的教育形势下，学校强奏创新曲、重绘改革篇，始终遵循“博爱、博闻、崇理、崇真”八字校训，努力构建“昭明文化”，积极弘扬“昭明精神”，教育教学质量名列前茅。近年来，学校被评为全国“学校体育卫生科研实验单位”、省级“文明单位”、市级“教育科研先进单位”、市级“人民最满意学校”、市级“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市“快乐校园工程建设”课题实验研究学校、市级“校本课程示范学校”、市级“模范教职工之家”、区级“平安单位”。学校有3人获中学高级职称，4人被评为省级骨干教师，共有22名市级骨干教师，市级名师1人，获得专科以上学历46人。成为颇具规模的重点小学，在省市已享有盛名。

襄阳城民间游艺民俗风情
襄阳城民间游艺

易蒙真

抗日战争以前，襄阳城还比较平静。人们的生产、生活秩序正常。每逢过年过节，工人、农民、市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欢乐一番，其中以春节活动为盛。那时，春节叫“农民节”，也叫过年。大人小孩都十分重视这个节日，除了打扫卫生，穿新衣服、吃好、喝好外，再就是以各种方式寻求欢乐，其中较大型的娱乐方式就是组织游艺活动。
当时的游艺活动有：故事、斗龙、斗狮、大头舞、踩高跷、划龙船、戏蚌精、王小卖柴、老汉推车、王大娘补缸等等。这些游艺形式大多数一直流传到现在。其中“故事”这一形式已经失传，它是襄城过去民间特有的一种游艺形式。
故事的表演方式是，事先确定一个故事内容，例如演“八仙过海”，然后挑选一些健康活泼年龄在10岁上下的男女小孩，根据八仙各自特有的性格，进行基本动作和形象化的动作训练，每个演员都必须固定左脚，左脚丝毫不能动，只有右脚活动。用3至4个八仙桌拼成一字形的舞台，上面有8个特制的固定物，固定物的最高点，高于桌面40厘米。8个演员的左脚分别固定在每个固定物的最高点上，每张八仙桌下面绑有两根长杠，每杠两人肩抬，在街上缓缓游行表演，小演员在台上千姿百态，俊、俏、丑、怪，汇集一堂，叫人们大开眼界。故事的表演形式和内容不仅对襄城居民有很大的吸引力，甚至郊区农民也纷纷进城观赏。组织一次故事表演要花费较多的人力、财力，很费劲，可能是这个原因，它才不能继续流传至今天。
那时候的襄城娱乐场所少，人们的生活单调，城里虽曾有过一个小京剧院，但票价高，只能为少数人所欣赏。50年代以前，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很低，很多事都是因陋就简，比如“王小卖柴”这个节目，王小的装束不需要另外购置，借一套农民的短衣和一套家庭妇女的服装，加上一根扁担挂上两小把柴，这个节目的服装道具就算齐全了。其它一些小型节目，大多由街道居民组成。城东南郊区夏家营（现在的新光大队）有一些爱好武术的农民，为了显露他们的一技之长，就用自已生产的麻加工染色后编成狮子，组成了斗狮队。卖布的商人结合起来，你捐点布，他编十几个竹笼，一条长龙就成功了。组织游艺节目的各方面，都有各自的头人（负责人），经过选举，轮流担任。他们为组织这些活动不辞劳苦，而最能任劳任怨的热心人，往往都是头人的连任者。
表演游艺活动的时间，一般都是从正月初一开始，初五结束，正月十五结合观花灯再表演一天，新年的游艺活动至此结束。
当时的游艺活动范围多半是在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他们在乐鼓声中相伴而行，哪里大放爆竹，就在哪里表演，不放爆竹不表演，爆竹放得越多，表演者越起劲，最后，还可以得到几包或者一条香烟的奖品，得到的香烟越多，演员们越高兴，这不是说他们得到了什么物资而高兴，高兴的是香烟多，可以说明他们表演得好。
正月十五的观花灯也是襄城民间喜爱的一项活动。十五的晚上，襄城大街小巷灯火辉煌，大多数家门口都悬挂着各式灯笼，小孩们提着各式各样的灯笼在街上游玩，有的小孩则是骑着马灯在街上闲逛。骑马灯的小孩兴高采烈，吸引一些人跟着马灯观赏。大商店门口，鞭炮、米花（一种较能持久放射米粒形亮光的爆竹）一齐鸣放，象征兴旺发达。天主教堂在这一天耗资最大，它在教堂东边的广场放烟火，烟火不断显示出各种图形，时隐时现，变化多端，是当时罕见的玩艺，每次放烟火的时间均达一小时之久，观看者形成人海。
除了正月的民间游艺外，划龙船也是襄城民间的传统活动，每年的端午节下午2至4时，从小北门、大北门、直至长门，沿襄河岸边站满人群，观赏襄河的龙船表演。龙船表演是由襄城船业工人自己组织的，它的形式简单，主要是利用过河的小船作龙船，不加任何装饰。表演或比赛时，全船有一名指挥、一名舵手、还有锣、鼓手各一名，有十二名水手（划工）。指挥者立于船头，手执长长的一面旗帜，表示龙头，旗帜的颜色和水手们穿的坎肩颜色一样，若是黄色即为黄龙。参加表演的龙船，一般是红、黄、兰、白等色。襄城小北门和大北门每年各有两只龙船参加表演、比赛，长门只有一只。龙船表演的花样是有限的，主要是互相竞争。襄城龙船除互相竞赛外，还和樊城龙船竞赛。樊城龙船较多，在竞赛时为端午的襄河增色不少。龙船竞赛和其它竞赛不一样，既不事先组合，事后也不裁判，它是在互相挑战的情况下进行角逐，龙船的指挥者立于船头，各选择有利条件以旗帜挥动的不同式样向对方挑战，对方在有利或者合适的情况下挥旗表示应战，双方立即开始向一个方向拼搏，划在前面的为胜，胜者的龙旗起舞，两岸的观众鼓掌或放鞭祝贺，败者放倒旗杆，承认已输。有的观众不怕风险，带上几只白鸭，雇一只小船往来于河中，先提起一只白鸭向龙船示意，待至有几只龙船发现白鸭时将白鸭投入河中，此刻，众龙船锣鼓震天，各自大显身手，直至捞得白鸭，这一竞赛形式，参赛者有兴趣，更受观众喜爱。襄阳旧婚俗掠影民俗风情
襄阳旧婚俗掠影

陈涛石口述严永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