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廉洁
                                                                                                                                    

 

 

                                                                                                                                       文爱艺

 

 

 

 

 

         一日，多年不来往的好友忽然来访，妻感到奇怪，此君自从升县长后，所有亲朋好友一概不私下往来，关系亲密的朋友戏称他为“李廉洁”，有利害冲突的挖苦他叫“理神经”。其实他姓李，名知非，是他父亲临死前，拉着他妈的手指着还怀在肚子里的他给起的；他父亲是老革命，十六岁搞学运，被国民党通辑，逃到延安，从小兵，一直干到地区行署专员，后被诬为国民党特务，行刑前，死活要见妻一面，见面两句话：“我是清白的；你改嫁跟我划清界线,孩子要保住，取名知非，希望他长大了能分清是非。”

        我同他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是同学，小时候不懂事，见他穿得破破烂烂，总是欺负他，他也不恼，总是笑笑的，反而帮助你，问他：“你是不是傻？”答：“我妈说，要与人为善，傻也值。”一副认真的样子像个小大人，现在想起他那个时候的样子，仍觉可笑，但不再欺负他，反过来保护他。他学习勤奋，成绩一直是第一名，每次班上选举，都被选为班长。班上也有同学嫉妒他的，骂他假正经，被我一顿好拳打得不敢再乱叫。
         我们俩一直是好朋友，大学时，大家都忙着交女朋友，他忙着入党；“你是不是傻，你有毛病！这啥年头了，你还入党？”同学们议论多了，我也不好多跟他交往，有时候忍不住讽刺他几句：“什么都听你妈的，你有恋母情结？毛病。”
         今天突然来访，妻感到不知所措；妻因其弟调动工作找他帮忙，给回绝了，好在现在气消了，仍热情地接待他。
让进屋来，寒暄坐定，见他满脸蜡黄，昔日的神采丝毫不见，不觉心中产生一丝怜悯，吩咐妻做几个好菜，定留他吃晚饭。一杯酒下肚，只见他两眼红红，忧忧地像是自言自语：“文大作家，你说我是不是真傻，上小学的时候，你就这么说我......”
        妻感到势头不对，赶忙又换了一杯好茶：“啥事，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慢慢说，吃菜，吃菜......”
      “县长大人，你怎么了，几年不见，变成了林黛玉似的祥林嫂了？”我打趣道。
      “来，干了这杯再说。”
        几杯酒下肚，他脸上鼓胀得有了点血色，神情凛然地说：“古人就有‘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些个贪官，不仅不“畏”“廉”，反而要对“廉”者栽赃陷害，你说可气不可气！“一仰脖，喝干杯中的酒，手颤巍巍地，神色愤慨欲燃。
         妻和我，都感到问题严重静静地听他说。又干了一杯，他转成推心置腹的神情，拉着我的手说：“老文，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摸摸良心说，我正不正派？”还没等我回答，他接着说：“小时候，他们骂我是反革命的小王八羔子，我恨我死去的父亲，为什么要反革命，立志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地革命，不让自己的儿子给人骂！父亲平反的时候，对着他的墓，我感到万分内疚，发誓一定要作一个好官，不让一个人蒙受冤屈，没想到我为官两袖清风，众叛亲离，竟然被人诬告贪脏受贿；我贪过谁的一分钱，受过谁的一分贿，竟然县领导班子联名告我，不就是他们认为我碍了他们的事，都是些什么东西，说起来是党的书记,这个刘四清，建县委办公大楼，他竟敢收包工头百分之五的回扣，墙体裂缝，他大笔一挥，各项指标竟完全合格，我向高纪委汇报，他上下打点，最后竟是我无中生有，被警告要注意领导班子的团结。办公室的吴主任，一天到晚翻那本毛了边的《米高扬传》,说什么一定要搞清米高扬占据苏联最高统治地位达五十五年之久的诀窍,为官心事不在工作上,我能让他再在这个位子上瞎糊弄吗?他竟说没向我行贿,我打击报复。还有这个刘副县长，竟敢倒卖化肥，你说我能不处理他！说我神经病；我帮一个有贡献的农科院的技师争取了职称名额，他送来礼，我不收，他竟背后说我是嫌少，假正经，假正经！难道收了就是真正经！”说得他脸色铁青。
        “天下竟有这种事，收了钱财，被视为正常，不肯收，反而是反党，反而要被诬告为贪赃，反而被骂为神经病，大傻瓜......”县长气得说不下去了，拍着桌子。
       “没有贪污受贿，怕什么，身正不怕影子歪。”妻安慰道。
       “我是不怕的，谁爱告，告去，只要我还在位一天，谁也别想在我眼上底下以权谋私，我担忧的是长此下去，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该是怎样的一种结果。我们对儿孙怎么交待！”
        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妻默默地收拾碗筷，晚上我们俩都沉浸在他的忧虑之中。
        天快亮的时候，妻无不感慨地说：“他是个好人！我过去错怪他了。”
      “不，他不仅是好人，他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可惜他这种人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