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啸荆楚--陈新剑网--诗论《梁父吟》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①”史家一句话, 引得自古及今论之者众矣!归纳起来，不外乎三大问题：一是《梁父吟》是否为诸葛亮所作；二是他所吟的《梁父吟》，是否即《步出齐城门》这首；三是他为何“好为”《梁父吟》。然而,虽众说纷纭，见端不一,但从研究方法上看，大多讲考据而忽意蕴;重真伪而轻感悟。大抵史家笔法。
　　关于这首诗的作者，《艺文类聚》②、《乐府诗集》③均署为诸葛亮所作。后之学者多不以为然。但是也好，否也好，均是以《步出齐城门》为求解的起点来讨论的。因此本文也以它为平台而展开。
　　这是一首咏史诗。所咏为齐景公用晏子之计，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对其内涵历来也有多种观点：或主“惋谴说”，认为这首诗的主题就是惋惜三位勇士的无辜和谴责晏子的阴谋。倘若如此，《梁父吟》就不是诗了。诗作为文学，恰如孟子所云“多识于鸟兽虫鱼之名”，往往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必须通过作品所提供的意象符号，去探究其思想意蕴，而不是停留在文本告知的表象上。或主“怀乡说”，认为这首诗是诸葛怀乡之情的流露。据《魏略》载诸葛亮语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耶！”志存高远的诸葛先生，如果在隆中期间日日以乡关为念、以故乡为怀，他能成长为经天纬地之才吗？或主“遣兴说”，认为这首诗是诸葛亮排遣胸中的郁闷所作。怀古遣兴若可能，也是偶尔为之。但不至于朝朝暮暮，唯有向那诗中所吟诵的遥远时空寻求寄托。此说虽近于文学的法门，但视野过于偏狭。
　　《梁父吟》归根到底是作为一首诗载入史册的。因此，我们还是要回到文学艺术，或者说还是要回到诗学的天国里来审视她。尽管我们要用到孟子“知人论世”的家法，文学的考证也往往要依赖于史学的考证，但绝不是停留在对事实索解的层面，而是在于对其深刻意蕴的探求和美学的观照。
　　一首诸葛亮 “好为”之的《梁父吟》，一首先生常常抱膝吟啸于冈峦的诗篇，其所吟所思，作为艺术形象，它已远远超越了历史事件的本身，而任意遨游于无限的时空。或是政治与伦理的冲突、或是力量与智谋的较量。总而言之，是关于人类自身本能与社会矛盾的难于理顺的困惑。
　　先说政治与伦理的冲突。据《晏子春秋.谏下篇》④：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同事齐景公，三人以勇力各具殊功。因为对国相晏子的失敬而引起晏子的不满，于是晏子向景公进谗“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乃“危国之器”，当除之。这的确是一场悲剧。黑格尔认为“悲剧不是个人偶然的原因造成的，悲剧的根源和基础是两种实体性伦理力量的冲突。冲突双方所代表的伦理力量都是合理的，但同时都有道德上的片面性。”作为国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一个以等级为标志的社会里，等级就是政治，破坏了等级就等于破坏了政治，因此伦理是必须服从于政治的。但非常有趣的是，故事中的晏子却以有违伦理的伎俩（进谗），来维护伦理的尊严（…长率之伦），将伦理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乃“危国之器”）。说到底，是维护王权，维护奴隶主政治。其实，晏子的这种逻辑和伎俩，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不绝如缕。例如，极左年代那末多的人打成右派、投进监狱，不少人不就是因为说了一两句对支书一类的领导不敬的话吗？仅从这一点讲，诗人所塑造的形象空间，不可谓不大。这恰好正是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审美特质。
　　再说力量与智谋的较量。《梁父吟》中，对三士的孔武有力有十分精彩的描述：“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南山即齐城南之牛山，“绝地纪”语出《庄子.说剑篇》⑤：“此剑上决浮云，下绝地纪。” 诗人极赞三士之勇力绝伦，即能推倒南山，又能折断地脉。可谓力拔山兮气盖世！力量和智慧是人类赖于生存和发展的两个最基本的条件。越是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自身的体力就越是显得重要。在那个仅仅依靠体力和简单的兵器来征服自然和敌人的时代，力量的崇拜就是必然。这一点不管是在中国古代和古希腊的神话中都不乏其例：追赶太阳的夸父、扼死涅墨亚狮子的赫拉克勒斯……⑤，在人类早期的文化中，力量和英雄完全可以理解为同义词。随着阶级的产生，力量也自然成了统治者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最重要的条件。但是人类的进步并不是以人自身的体力的大小为标志的，文明的演进往往总是伴随着智慧的显现。也可以说，是人的智慧使人类得以不断进步。智谋是斗争的产物，以至于在古代中国有一个谋士的职业和群体。仅就齐国而言，管仲、孙子、晏子无不是以智谋而建功立业和名显诸侯。有人把智谋分为阳谋和阴谋，可能是以正义非正义、道德非道德而论的。一般论者对晏子二桃杀三士的做法是视为阴谋的。因为诗歌本身就用了“谗言”这一倾向性极鲜明的词语作了评判。其实这种推断本身就值得考虑，他们同以勇力事奉齐景公，且各有殊功，真不知他们的铁拳之下有多少无辜死于非命，他们的功业是正义的呢，还是道德的呢？有一种观点认为“朝有悍臣武夫，宰相不能制，理当如此”，也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讲话，而且就事论事，亦不足取。智谋往往是伴随着功利的，没有功利的智谋是不存在的。因此，为谁谋和谋什么，才是问题的根本。其实，就终极而言，智慧是人类生存的精彩体现。诸葛亮反反复复地吟诵，定是悟出了个中的奥妙。并且最终自己以智慧而名芳百世。
　　从艺术技巧的角度看，不少论者的观点也值得商量。比如，因这首诗的语言扑拙无华，近于汉乐府民歌风格，就断定不是诸葛亮所作。虽然汉魏文人喜改乐府旧题为文人诗，一般又较典雅，但是难道能够说，凡典雅的便是文人诗，凡质朴的即为土风民歌吗？
　　特别要论及的是这首诗中悲剧美的展示。诗歌以其冷峻的叙述，层层推进，直到“二桃杀三士”达到高潮。三士勇力能推南山、可绝地纪，却于小桃无奈何。这大与小的巨大反差，正是悲剧美表现手法的经典应用。两个设问“问是谁家子”、“谁能为此谋”，提出矛盾的双方“田疆古冶子”和“国相齐晏子”。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⑥。这悲剧不独是三士的悲剧，也不独是晏子的悲剧，它是人性永远无法完满的缺憾美，是关于人类自身本能与社会矛盾的难于理顺的永恒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