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文化旅游之研究
[摘 要] 由于三国文化的魅力，三国文化旅游在我国也逐渐升温；鉴于此，本文对三国文化旅游的几个范畴作了学理上的阐释，同时对我国三国文化旅游的现状和发展策略也从方法论的视角，作了比较深入的评价和探讨。
[关键词] 三国文化 旅游资源 旅游 评价 发展策略
以三国文化为主题的旅游观光活动，其实是在旅游作为一个产业之前就出现了。其格局主要是一些三国文化遗址，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供中外游人访问和观光，并未实质上纳入经济的范畴和视野。可以说，在我国现代旅游史上，三国文化游是一个传统的老资格的旅游题材。近二十年来，当旅游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勃兴于中华大地，各种独具特色的旅游线路火爆的吸引着游客的时候，三国文化旅游线却始终不温不火，甚至不少景点经营惨淡，远远没有能够达到人们期望的状态。其原因何在？是人们旅游观念的变化，还是文化失去了魅力？是规划编制的疏漏，还是文化创意的贫乏？是景区运作管理出了问题，还是缺乏来自政府协调和支持？拟或是原本我们的期望值就高了，而超越了实际可能？面对各地人造三国景区愈演愈烈的态势，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国文化旅游做一个全方位的理性思考。本文拟就三国文化旅游的若干范畴、现状和发展策略等问题作相关探讨。
三国文化旅游的科学认知
对于三国文化的概念，有的以传统的“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的模式解说；有的从历史学的真实性和文学的故事性比较论述；还有的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进行表达；应该说各有所胜。笔者认为三国文化是以三国时期的史实（著名人物和历史事件）即所有文化现象为源头的历时态嬗变、敷衍和演化的一个独特的文化体系。在此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历代统治者和文人们，在用自己的眼光审视三国的同时，又都在用自己的思想和观念诠释甚至创意着三国，三国文化不断地浸润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说“源头”：从时间上讲，指的是从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从184年）的黄巾起义失败，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灭吴这一历史时期。从内容上说，它涵盖这一历史时期的所有的社会文化现象，特别是这一时代的著名人物和重大事件，为后世的演化提供了形象可感的原型。而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和韦昭的《吴书》所呈现的原始资料，与陈寿的《三国志》（虽然它在三国之后十几年才成书），它们与三国时期的史实，都为后世的演化，提供了元典。这不到一百年的短暂历史阶段，是一个政治上大博弈的时代：从天下大乱，群雄割据，到魏蜀吴三国纵横捭阖，最后三国归晋，天下一统；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不管是贵胄王孙，还是贩夫走卒，纷纷逞才纵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 ①，文韬武略，各展其才，“勇武智术，瑰伟动人”②；这也是一个在思想史上堪称充满着变革与创新的时代：经学另辟蹊径，佛学弘传、道学、玄学各呈异彩，活跃的政治和社会思维，出现了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浪潮，若论对中国民众及社会底层的影响力，可以说是空前的；这还是一个文学和艺术上独开风气的时代：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文坛，俊彩星驰，他们慷慨苍凉、质朴通脱的诗文所展示的建安风骨，划时代的开拓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新局面；这更是一个科学技艺繁荣的时代：华佗的针炙术和麻沸散、马钧的指南车、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和连弩机等等，开创了同时代世界的先河。我们把以上所罗列的这些发生在那个时代的人和事件，叫作它三国历史文化。它的特征就是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它是后来产生的一切形态的关于三国文化的精神和物质现象的出发点。
再说其历时态的嬗变。从公元三世纪起，随着中国历史的演进，三国文化在不断被承传的同时，又被每个时代的文化所改造，在其嬗变过程中，又不断以新的文化载体而出现。南朝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是三国历史文化嬗变的第一高峰，他注意到了《三国志》的不足，因此广泛收集各种史料达120余种，进而集史传杂著系统三国故事之大成。但必须指出的是，裴注《三国志》毕竟是文人案头研读的高文典册，而民间流传才是三国文化嬗变的主流。隋唐时代民间艺人和书会才人的“说三分”、起于宋金时期的杂剧表演三国故事，到元杂剧的三国戏，达到了民间三国文化传播的新的高峰。到了元末，罗贯中以“有志图王”的雄心“据正史、采小说、征文词，通好尚”③，集数百年三国故事之总成，写就了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为三国文化的承传和流布，搭建了文人和民间各个阶层的共享的文化平台。至于明清以降，各种注本版本的翻刻，不仅仅是文学艺术和审美的硕果，更多的则是出于我们民族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伦理观念的托付。只要细检三国文化传播和加工的高潮，我们都会发现，它的每一个高峰都与国家、社会、民族的命运息息相攸，都与这个时代的政治、伦理、风尚相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三国文化不是套用辞书中关于“文化”的概念就可以诠释的，它需要从三国出发，进行一番历时态的考察，把它当作一个历时态的文化现象来审视，才能中肯綮。从文化学的角度讲：它是指以三国历史时期的文化为源头的、经过不断流传、加工、改造，而产生的文化现象与物质遗存的总和。它是一个历时态的经过无数人创造的结果。从正史演变为通俗文学，民间传说和戏剧；由文学艺术渗透到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宗教、民俗等领域。这种不断的渗透演化，使三国文化的内涵更为深厚广泛。从这个层面讲，三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所使用的三国文化定义即文化学层面的概念。
三国文化也可以从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个层面认识。从物质的层面讲，它应该有：三国历史性文化遗址、遗迹，如四川成都的昭烈墓、陕西汉中沔县的武侯墓、湖北襄樊古隆中和当阳长坂坡等等；历代纪念性建筑：如四川成都、河南南阳等处的武侯祠，山西省运城的关帝庙；还有与《三国演义》及相关民间传说衍生的名胜古迹，如湖北的水镜庄、黄州赤壁等。从非物质层面说，它包括根据三国历史文化而产生出的大量戏剧、说唱艺术及雕刻、书法等。如戏曲《三顾茅庐》、《空城计》、《连环计》、汉中《衮雪》摩崖石刻、岳飞书《前后出师表》，电视剧《诸葛亮》和《三国演义》等。
作为旅游资源，三国文化属于人文资源。在我国浩如烟海的人文资源中，三国文化或许不是历史地位最高的，最有价值的。但是，其影响之深远，普及之广泛，衍生之丰富，却可以说是其它历史阶段的文化形态无与伦比的。在我国文化史上，没有任何一部断代文化史有它丰富。从旅游学的角度讲，并非所有的人文资源都可以作为旅游资源来开发。而三国文化由于其影响范围大，并且长期植根民间、深入人心，因此对旅游者就有很强的吸引力，这就决定了它的人文旅游价值。
但是。对于三国文化旅游资源的认识的两个误区必须破除。
一个是历史文化至上的观点。这种观点把三国文化等同于旅游资源甚至旅游产品。诚然，旅游的灵魂是文化。但是这个文化并不等同于历史文化本身。也就是说，三国文化的文物价值、研究价值并不等同于三国文化的旅游价值。一种历史文化真正成为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仅仅靠其本来的面目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一定的形式或物质性的载体。实事求是地说，我国各地的具有物质性载体的三国文化遗存，与其在精神层面享有的盛名是相去甚远的。通俗一点说，不少是属于“有说头无看头”的资源。比如关羽“水淹七军”遗址，吴蜀“彝陵之战”遗址等等，虽然都彪炳史册，但现在除了一片普通的山野农田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可以观赏之处。旅游的经济属性决定了它不能撇开经济指标，无论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如果缺失了可观可赏能娱能悦的形式载体，都是无济于事的。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尽管对旅游资源的评价方法不尽相同，但是，对游客的吸引力这一条，绝对是共同认可的前提。而决定吸引力的诸因子中，历史文化本身因子的权重，一般是较低的，这是我们在乐观的探讨三国文化旅游的时候必须面对的。
还有一个必须打破传统的旅游资源观的问题。把历史文化作为旅游发展的资源不是抱残守缺。旅游是一种经济文化形态。它的大众性决定了它不是阳春白雪，而必须是雅俗共享的。因此既不能用三国历史学的尺度去衡量旅游客体（景区）的开发，也不能用三国历史专家的目光去审视旅游主体（游客）的需求。从旅游主体的心理结构分析，除极少数研究者之外，求新、求异，获得乐趣和身心愉悦，是绝大多数旅游者的出行目的。因此与之相适应的旅游场所和项目才会受到旅游者的青睐。那种以为拥有历史资源就一定能吸引大量游客的观点是不符合旅游科学自身的规律的。
三国文化旅游，指的是以三国文化为载体发生的旅游活动。从旅游主体（游客）的角度讲，是人们出于对三国文化的好奇或兴趣，去寻访、感受、体验三国历史文化的一个愉悦的过程。从客体（旅游景区和线路）的角度讲，是利用三国文化资源，经过整合，为游客提供一系列旅游服务的产业链。它既有人文的属性又有经济的的属性。
旅游是现代性极强的生活方式，对于旅游形式的理解也不能仅仅停留在传统的观光方式的阶段。因此我们在研究三国文化旅游时，也不能只从单一的观光旅游形式入手。如果仅仅把对三国文化遗迹的参观当着三国文化游来谋划，这就势必束缚了我们关于三国文化旅游的想象空间。所谓观光，通俗地讲，指的是从某地到某地一路看过去的旅游方式。然而，现代旅游的多元化趋势，以注重参与，讲究体验为特征的各种新的旅游形式，正在改变着旅游的传统模式。旅游的本质特征是愉悦，用丰富的三国文化贯穿于旅游“吃、住、行、游、购、娱”的每一个环节，让游客获得有着三国文化意趣的的愉悦感，才是三国文化旅游的方向。这一点，广西桂林创意的“印象.刘三姐”，值得我们在开发三国文化游认真参考。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三国文化资源的利用，出现了许多极具时代特色的形式。这对于现代旅游的发展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在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等国和地区，出现了大量的以三国文化为题材的图书、游戏软件和其它类型的娱乐产品。例如：韩国网络游戏（其中大量的三国题材）所创造的价值及边际效益，已经超过了本国的汽车工业，日本漫画家盐崎雄二改编的三国漫画《一骑当千》已经连载了5年多，而横山光辉的《三国志》销售量也竟达三千多万册等等。这些例子一方面说明了，外国人对三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同时更告诉我们，三国文化对于我国的文化旅游产业有着十分广阔的可资利用的开发前景。
因此，在旅游产业向纵深进一步发展的今天，重新审视三国文化资源，进一步思考如何利用三国文化资源，发展我国的旅游产业，就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了
对我国三国文化旅游发展的现状的评价
客观地说，在我国旅游发展的进程中，关于三国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一直都是各方重视的。这只要看看近几年来各地编制的旅游发展规划就可以找到答案。从我国三国文化旅游发展的现状看，从整体上评价是“三多三少”：即零星景点多，联动互动少；历史文化论说多，旅游科学思维少；传统开发经营多，现代文化创意少。既有开发经费不足的问题，也有不讲文化盲目追求经济效益胡乱开发的问题。总而言之，全国各地三国文化旅游景点景区，基本上没有达到人们期望的状态。
先说零星景点多，联动互动少。全国三国文化景点景区不完全统计有350余处以上，如果用《三国演义》来按图索骥，还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大大小小的分布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江西、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15个省市。特别是河南、湖北、四川三个省，零星景点尤其多，但是基本都是各自为战，没有实现联动互动策划和经营。许昌的魏都，就地域性说它可以和洛阳联动，就密切相关行说，它应该和安徽联线，但都没实质上实现整体的品牌；四川的三国文化游其实是成都市内的武侯祠景点火，而诸葛亮南征北伐的北线和东南线却是十分冷清的。四川境内的三国文化资源，也没有能够连线成片的整体发挥文化游线的作用；湖北的襄樊和荆州三国文化遗址遗迹就有上百处。两地相距一百多公里，从三国文化的地缘关系和三国事件的相关性上讲，两地联合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都很大。比如当阳长坂坡之战，刘关张赵南逃，是襄阳刘表死后其子刘琮投降曹操直接导致的；留守荆州的关羽的水淹七军之役发生在襄樊等等，充分说明两地的三国事件、故事的相关性是很强的。但事实上是，作为完整的旅游线路产品策划和销售一直未见真正的成效，即使是较好一些的景点，也往往用作线路编排的搭头。
历史文化论说多，旅游科学思维少。凡涉及有三国文化遗迹遗址的各地政府，在其发展旅游经济的工作会议上，没有不把三国文化旅游提上日程的，“打好三国文化牌”的口号充斥各种文件和城市宣传册；而学术界，不但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理论文章，而且召开过数不清的关于三国文化旅游的学术研讨会，各种会议的论文结集可以汗牛充栋；新闻记者的访谈和报道，频频见诸各种媒体，呼吁发展三国文化旅游的舆论不可以说不强。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年来几乎所有关于三国文化旅游的各种学术性会议，都是基本上是以三国文化的研究者为主体的，是三国文化专家内行们的聚会，旅游学科的研究者们与会交流的并不多见。这样的研讨会，每召开一次，就会产生一次关于发展三国文化旅游的兴奋，虽然对于三国文化的弘扬和各地旅游资源的开发不无好处，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每一次会议都没真正从旅游自身规律的视角探讨问题。这种兴奋的情绪往往偏移了历史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关系，旅游的文化属性被无限夸大，而对其直接经济效益就盲目的乐观。山西清徐是罗贯中的故里，他们要打罗贯中这张牌，单从三国文化的角度讲，这的确是一张王牌。但耗资5000万建成的山西清徐“三国城”，头年收入约300万元，次年二、三十万元，第三年门可罗雀，基本快关门了。河南的“官渡古战场”的旅游开发也是如此。开发之前，关于官渡之战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的论证言说洋洋洒洒，使几方投资者兴奋不已；但这一旅游项目的策划却仅仅停留在历史文化的层面，而缺失了旅游科学和文化经济方面的可行性论证分析，结果使耗资数千万兴建的一处景区无人问津④。事实上，在旅游业界内部，对于三国文化旅游产品的推广价值，却并不象历史文化界那样热情高。他们一方面普遍认为，三国文化对于旅游业，的确是个卖点；但他们也从经营的实践中知道，一些所谓三国旅游点，故事可以讲一大篇，却没有任何遗存可以观赏，大多是“有说头无看头”，例如湖北当阳的长坂坡、河南官渡之战古战场等等。作为旅行社，决不会对不能吸引游客的景点和线路感兴趣。
再说传统开发经营多，现代文化创意少。据笔者统计，全国目前有近300处三国文化景点，这其中一部分本来属文物保护单位，一部分是在三国历史文化传说的基础上修建的。直接投入旅游经济运营的不到60处。从经营模式上看，文物保护单位附带经营，基本上是自收自支，依靠门票收入维持文保经费的不足和员工生计；从收入状况看，除少数几个知名景点景区有较好的经济效益之外，绝大多数是难于为继。成都武侯祠是佼佼者，2005年收入超过4000万元人民币，其它能上千万的只有湖北襄樊的古隆中和浙江兰溪的诸葛村了。其它即使算好的，也多属收支持平而已。从旅游产品的推介上看，绝大多数三国文化景点无力开展宣传促销。等客上门，小范围的吆喝，也往往是地方政府的扶持。表面上看，发展经费不足是困扰所有三国文化景点的共同性问题；但根本上讲，缺乏现代旅游经营理念，缺乏新型的文化创意是根本原因所在。
三国文化旅游发展之我见
在我国旅游大发展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今天，三国文化旅游的开发，理应趋于理智和成熟。它影响的广泛性决定了它永不衰减的魅力。由于大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三国文化旅游又一次被人们高度关注了。各地的政府部门、旅游开发商们跃跃欲试，开发热情又一次高涨。笔者以为，三国文化旅游开发应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重视。
首先是要对本地的三国文化旅游资源作科学的评估。在有些三国文化景点景区的资源评估中，存在的问题往往是评估方投其所好，
这里所谓科学评估，就是要力避片面性。这种评估必须是以旅游学科为主体的。评估专家既要有旅游规划、策划方面的专家，还要充分吸收三国文化历史方面的专家和经济、环境、交通、文艺等方面的专家的意见。作为专家一定要实事求是，那种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而看眼色的所谓评审是不足取的。当然作为开发方也需要克服先入为主的思想，要客观冷静地对待评估项目。因为本地发生过动人的三国故事，动辄划拨几十亩上百亩土地，大兴土木的做法无论如何是要不得的。作三国文化旅游项目，需要的是全新的创意和科学的策划，那种好大喜功的政绩观和指望一个项目搞火地方旅游经济的思想是要不得的。据笔者统计全国各地正在筹建的“三国城”就不下十处。例如：湖北就有黄州赤壁“三国城”、荆州“三国城”，而仅咸宁地区就有陆水湖“三国城”和团凤“三国城”两处。而重庆的云阳“三国城”、四川的绵竹“三国城”等等，则都在规划和筹建之中。面对如此的热潮，笔者提醒开发方一定要冷静看待自己的家底，把握好开发规模。
再就是景区景点开发的文化纯粹性问题。从全球视野看，任何民族和地域的文化形态的魅力都在于其纯粹性。三国文化旅游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那个时代和人物群体的文化纯粹性。而不是一味贪大、盲目地追求规模，更不是粗制乱造，把一些牵强附会的东西搞得非驴非马。讲究的文化的纯粹性，在于开发的文化的深度。比如河南许昌，虽是魏都，围绕曹操可做的事很多，但不如只把《铜雀台赋》的文章做纯粹就够了。建好原汁原味的的铜雀台，让游客在登台凭栏中，遥想一代枭雄曹操“铜雀春深锁二乔”的英雄壮志和浪漫情怀，这足于让每一个游人意兴盎然。这才是旅游的审美本质的体现。因此，开发三国文化旅游，一定要充分挖掘其三国历史文化内涵，一定要突出表现其原汁原味效果。历史遗迹的不可复制性、历史文化的纯粹性，它们所具备的魅力是永恒的。
追求其纯粹性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旅游的娱乐性特征也是不能忽视的。因此。必须把娱乐活动融入其中，现代科技为我们提供了便利，需要的是开发者的丰富的想象力。
充分利用景点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大胆使用现代艺术手段对三国文化旅游景区作前卫文化的包装，是值得探索和尝试的方式。这是一种以现代人的审美情趣为本的尝试。因为当今的旅游者，已经不满足于一般的观光式的视觉过程，而是希望在体验和感受中获得刺激和愉悦。广西桂林的《印象•刘三姐》就是一处旅游文化与现代艺术手段结合创意的典范。山水实景演出的《印象•刘三姐》，大写意地将刘三姐的经典山歌、民族风情、漓江渔火等元素创新组合，溶入山水，成功诠释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创造出天人合一的境界。每年演出二百五十场以上，至今已达千场。门票180元一张，单场能容纳二千六百人观看。其创意所带来的经济效果可想而知。
三国“诸葛亮”文化层的厚度要远远超过广西的“刘三姐”，但是，“旅游的诸葛亮”却比不过“旅游的刘三姐”，这说明了什么？答案非常简单：旅游产品的开发和经营的好坏，既与其文化资源厚重与否相关，更与其创意是否新奇，是否符合现代游客的审美趣味直接相关。
最后是经营。促进众多三国文化景点景区的良性互动，建立三国文化旅游线路的积木式组合，也是我国三国文化旅游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组成一条覆盖所有三国文化旅游景区景点的想法绝对是不现实的。笔者的思路是，以地缘关系为中心，以三国文化为线索，组成一个个集约的小板块，比如：河南以洛阳和许昌为中心的“汉魏板块”、湖北襄樊和荆州为中心的“荆襄板块”、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蜀汉板块”、以陕西汉中为中心的“陕川板块”、以江西九江和湖北鄂城为中心的“东吴板块”……，等等，这里只是一个思路。游客可以有计划的一次游历一两个板块，这样逐渐积累，也便于游客计划自己长期的旅游方案。如同累积木式的，实现了三国文化全景式的旅游。只有这样，作好区域整合，才可以使空间上的断续性，变为时间上连续性和经营上的互动性。这就需要形成全国性的三国文化旅游联合体，制定联合经营规则，统一促销，协调运营。
如上所述，三国文化旅游并非是资源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研究、开发和经营缺乏使旅游者感到身心愉悦的创意。因此，摈弃和打破落后的开发经营观念和模式，从单一的三国文化观光游，向以三国文化为底蕴的旅游观光、休闲渡假、文化演艺、美食购物、电玩娱乐、民俗风情等等多元化旅游转变，创意出符合现代人旅游观念的新形式，才是三国文化旅游的真正方向。
[参考文献]
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北京中华书局 1999.2。P2.
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6
③高儒《百川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11
④见《人民日报》2000。9。13
作者简介：陈新剑，男。襄樊广播电视大学教授。学术方向：旅游文化，旅游美学。
